李纲为官刚正是好事，但是硬度过去高的钢都容易折断、崩口。如今山河残破，生灵涂炭，前线战事一度吃紧，李纲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收拾人心，稳定残局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为实现自己的这一目的，对意见不同的大臣打压得很厉害，这样一来，朝廷中反对他的人很多，意见也很大。于是便有人在太后面前说李纲党同伐异，刚愎自用。
但是郑太后没有理会，她十分明白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有剔除朝廷中的腐肉才能长出新肉，放掉一滩浑水才能引进清水，自己也正需要这样一把钢刀在前边披荆斩棘，为自己的儿子扫清登基的一切障碍。
而李纲过于刚直没有办法团结众臣，也只能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孤臣，那么自己的儿子才能成功上位，因此她对这些杂音一律不予理睬，可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又把李纲送到了浪尖上。
在李纲的坚持下，张邦昌被赐死，他这才松了口气，有了这个结果，也算是对天下有了个交代。可不久南康军有奏报说，许高、许亢在流放琼州吉阳军的途中，过境时密谋造反，当地知军事李定、通判韩璹在紧急中斩之，现两名官员待罪，请示处分。
在讨论时，大家都说这是‘擅杀’，而且有人又把太祖誓言碑抬了出来，不能擅杀士人，还有人说太上皇在北行途中传出的诏书也言明‘官家即位以来，诛罚太甚，今日之祸虽不在此，然而新君即位，亦当知此誓约，而以诛杀为戒。’对于这种事情就应该严惩，以儆效尤。
惟独李纲力挺两个小官，说：“靖康时任命高、亢二人守河，派给的兵将甚多，贼还没到就先跑，以铁骑五百护送全家直趋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军垒守官就敢诛之，必健吏也。这可使日后受命御贼者，知道擅自撤退则郡县之吏亦得诛之，不也能使他们略知有所戒么！是当赏。”
这下让黄潜善和汪伯彦等人抓住了由头，上书弹劾，说李刚违背祖训，鼓励擅杀士人。这个时候朝中有些人还对处死张邦昌还有不同意见，认为张邦昌被迫从逆与主动投怀送抱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他除了怯懦，并无大奸大恶之事，而怯懦在靖康年间又何止他一人，与那些卖国卖主求荣的宋臣相比，其可算得是上不愧君父，下不负汴梁百姓的伟男子。
大家不敢指责太后，便把罪名加到了执行者李纲的头上，不断为张邦昌鸣冤，说他是属于羊肉没有吃到口，却空惹了一身膻腥气的倒霉鬼。生不逢时不说，又落得骂名千载，比奇冤还要冤上三分！
在康王府的推波助澜下，朝廷上掀起一股倒相的风潮，而李纲更是义愤填膺，不断为自己辩护，与人争执，但是孤掌难鸣，陷入困顿之中。在这关键时刻，副相许景衡和御史中丞陈过廷等秦王系和一班倾向于他们的官员站出来支持李纲，而太后郑红梅一言九鼎支持了李纲，不但揽过了赐死张邦昌的功劳，还同意其的意见，命给两名小官各升一级，以示褒奖。
郑太后对李纲的信任，对其提出的意见也基本能采纳，这让李纲心情颇为激动，决心好好辅佐太后，重振国威，他拜谢过后奏道：“今日国势，比之创业要更难。创业之主，乘兴起之运，积小成大，易于成事。而今正当国势萎靡不振之时，金人侵扰之后，士风怠惰，人心畏惧，府库空虚，县郡残破，制度废弛；而欲成中兴之功，犹如大厦之倾倒，须一一修茸才得扶起。”
“然而材料稀少，所以尤难也！应不为群议所动摇，先做大事、急事，而徐图小事。依臣之见，自古以来创业中兴之主，莫过于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三人皆有英明之资。秦王有宽诚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断而不惑，能决大事、成大功，平定祸乱，开创太平，应早日立为君…”
百年大宋，到了二帝这一代，真是腐朽得不成个样子了。那个京城在汴京的大宋，亡了固然可悲，但也有可喜之处，就是给了再造大宋一个好机会！李纲的这一番措置，也是体现了他的良苦用心，他真是把秦王看成是汉光武帝那样的中兴人物了，意在重建一个强盛的大宋。
郑太后听完当然是圣心大悦，但是她知道现在还欠火候，便不露声色的以二帝尚在，金军未退，秦王是否即位，那是大事，不能由她独断，待二帝脱险后再议。现在，所有关于强国的建设措施，都要一项一项的来。
“人主最大的事，在于兼听广视，使下情得以上通。今日艰难之际，四方的好事坏事，每日都有想报上来的。士民愿为国家出主意的也多。可是检鼓院仍未设置，这就不是把通下情看成当务之急了！”太后一番话，更让李纲觉得太后为人公正，不为私利，而是站在整个国家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于是他奏道。
郑红梅当然知道这种制度的利弊，好处是可以听取民声，但是也往往会被人利用，作为打击政敌利器，现在朝中虽经整顿，但是尚有当时支持康王的人混迹朝中，秦王势力并不占据优势，用好了就是件清洗异党的利器。便准其奏，传旨在宫门外设置了“登闻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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