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段思平立国之初借兵于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蛮部。三十七部除落恐、溪处、思陀、铁容等少部分为和蛮等民族外，其余均是滇东、滇东北、滇中、滇南及黔西的乌蛮。由于大理政权“其成功实赖东方诸蛮”，故于建国之初“皆颁赐宝贝，大行封赏”，减免徭役。这些被封的乌蛮贵族都是“世官世禄，管土管民”的大、小封建领主。
后期由于大理国主的懦弱和边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进步，独立意识的增强，而统治阶层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地方势力做大以至于左右王权，地方的离心力也就逐渐的增大了，这一切使得大理最高统治者实际控制的地盘比名义上的辖区要小得多。
大理政权周边许多所属地区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导致地方势力强大的部落拥兵自重常侵占邻近各族人民土地以扩张自己的领地和势力范围，及至自立为国。这些地方自治政权的纷纷兴起，必然严重动摇了大理国的统治根基，不稳定因素日益膨胀，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引发动乱…
这次动乱真正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钱。大理国七分山三分田，农业收入有限，好在手工业比较发达，又曾经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靠着茶马古道能有些收入，但是这些钱大部分都落入了朝廷和大部族的手中。其他部落的收入主要是靠卖马，可马的买家通常只有一家，那就是临近的大宋。
宋朝建国之初就接连失去了牧马之所，只能花高价从契丹和西夏买马，但是却因为彼此间经常发生战争而导致马路断绝，为了补充军马只能从大理收买‘广马’。所谓广马是指宋朝廷由广南西路所买之马，而马产于大理。大宋每年买马最多时有三千余匹，贸易额在二十万两白银左右。虽然这点钱对于宋来说没有多少，但是对于大理的一些部落来说却是十分丰厚，使他们将贩马作为主要的经济支柱，通过战马贸易使部落致富，以战马经济立国。
在丰厚的利润刺激下，谁都想在其中分一勺羹，贩马过程中必然受到其他人的阻碍，一些部落在交通要冲上建造了无数的哨卡、战垒，沿途出动兵士护送，不惜以武力闯关、开路，可见大宋对他们经济的影响之深。但是这种流血的贸易随着赵柽的登基而渐渐衰落，他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已经控制了西北、陕西和漠南大片的草原，拥有了广袤的牧场，存栏马匹以百万计。同时商路的通达，也使得回纥、吐蕃、鞑靼等少数将优良的战马输入到大宋，缺马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由于广马矮小，擅于负重行走于山路，宋军的辎重部队和山地部队还有少量采购，可比之从前已是大大的畏缩了，各部之间的争斗也更为激烈和残酷，谁都想垄断战马贸易，赚得那不多的利润，而一场新的争端开始源于大宋皇帝的一纸诏令。
宋与大理国之间的贸易区过去设在广西南路的邕州横山寨，皇帝以为广马多供应川陕地区，且买马虽也以金、银、丝锦等偿付，但更多的是以井盐给付。考虑到在横山寨交易后还有千里迢迢驱赶马匹至川陕，又要将盐转运于此太不方便，因此决定在靠近泸州的金沙江右岸选择水势平缓之处设立新的榷场筑城设市，以供两国交易互市。
经过潼川路官员反复勘查，最终选址于泸州金沙江和牛栏江交汇处筑城设置马市，取睦邻和好之意称为‘睦邻城’，与大理国东川郡隔江相望，大宋欲建索桥两座方便往来，同时遣使与大理国商议建市、架桥之事。果然不出赵柽的意外此项建议被大理国拒绝了。
过去大理国一直请求两国在滇东建立和市为何又拒绝呢？因为赵柽选得这个地方敏感！东川部与宋朝的潼川府路相接，有乌蛮七个部，由于大理国对他们七部管理和控制的松弛，所以乌蒙部、乌撒部、易娘部、茫布部、易溪部、阿头部便都有意投向宋朝。但宋朝因为一直与北方的契丹、女真和党项战争不断，战略重点在北方，无暇顾及他们的‘善意’，所以易溪等六部实际上是处于相对独立发展的状态之中，只有东川郡的閎畔部还在大理国的控制之下。
大理国过去可以不管，但是要是建市却不能不出手了，因为大理国早出过这么档子事情，便是与其相邻的自杞国的雄起，他们正是通过战马贸易迅速致富而致强，独雄于诸蛮。并敢称强于横山，以部落结盟的方式扩大其势力范围，已超出罗殿之上，一跃而起成为西南地区仅次于大理国的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不仅威胁到其的边界安全，还抢走了他们的诸多财富。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高氏以防止出现第二个自杞国为由拒绝在东川郡建市不过是托辞，真正担心的是诸蛮通过与大宋的通商而迅速崛起威胁到高氏对大理国的统治，使自己逐渐失去如今的地位，因此才一力的阻止。
对于国相高顺贞的一味拒绝，阻止自己发财，东川诸部当然是恨得牙根痒痒，但是此时他们还没有失去理智，知道自己不是高氏的对手。可是这时听说大宋要在此建市，一些嗅觉灵敏的宋朝商贾已经急不可耐的赶来，眼见要政府间无法达成协议，其中有的‘不法商人’便想越过两国政府与找到当地最大乌蒙部首领私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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