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官府的一系列措施出台，灾区的情况得到了缓和，而旱情却还在持续，五月后依然无有效的降雨，北方很多州县粮食大规模减产已成定居，严重的地区将颗粒无收。好在赵柽早有预案，从南方向北方大规模调运粮食，并没有州县因为缺粮而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当然流民四处逃荒的景象更没有出现，
现在虽然有官府免除了税赋、徭役，有赈济粮可领，但是灾区百姓眼见灾情还在持续，不免心存忧虑，今年粮食绝收也就意味着一年的收入全部泡汤，可人活着不止是吃饱肚子，还要有其它的花销等着，尤其是来年旱情缓解后还需购买种子、整修农具，这都需要花钱，可现在却没有来钱的道儿。
没想到皇帝却为灾民们想到了，受灾严重的官府开始贴出告示，征集兴修水利的民夫，与以往不同的是不是免费的徭役，而是有酬劳的，且以自愿为原则，不是强制性的，一天三顿管饱，每月还有十到十五贯的工钱。有这种好事，青壮们怎么肯呆得住，这样家人不仅能剩下一个人的粮食，干上几个月就有几十贯的收入，足够一年的开销了。
而这种好事却又引来一场风波，却不是因为不给工钱，不给饱饭吃，只是因为水利工地上多出了几个金发碧眼的‘夷人’。当然他们并不是和大家一样干力气活儿的，人家都是‘专家’，负责指导民夫们开挖河渠，修整堤坝，制造机械的，想着堂堂大国的子民被几个夷人呼来喝去，指手画脚，自然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初时大家只知道这些夷人是工部派下的人，心里有气还能忍受，只是私下里骂几句而已。但随着时间的延长，接触的增多，大家了解到这些夷人是来自万里之遥的阿拉伯，而他们也不是被请来的，而是大宋水师远征波斯时抓回来的俘虏。得知真相的人们立刻不干了，这些年大宋在战争中连连胜利，他们俘虏可是见多了，可那些俘虏都是干得最苦、最累的活儿，现在反过来了，怎能让他们无法接受，纷纷要求官府换人……
其实这些夷人们正是远征塞尔柱时从巴格达抓来的俘虏，不过却不是普通的俘虏，那些人不是知名学者、科学家，就是有一技之长的工匠。赵柽将他们按照所长分别送入艮园和各个工坊之中，传授他们的先进技术。其中一批测绘和水利人才被送到工部，研究如何规划、兴修水利设施，开挖运河。
此时这些阿拉伯专家们参加了前期的调查和规划，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修整方式，得到了大宋工部的认可，于是将他们都派到各个工地上担任指导，监督施工。这本是件好事，可是还是引起非议，尤其是那些正统保守的士人更对夷人掌权十分不满，纷纷发声对此表示反对，在事件中推波助澜。
赵柽得知工地发生的事情后并没有觉得奇怪，因为历史上，中原地区有相当长时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地位造就了中原文化以正统自居的优越心理。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原文化多次遭遇外来文化侵蚀与冲击，但一直保持着其根基与核心不变，从未实现与外来文化真正的、深入的融合。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往往以冷峻的态度迎候外来文化的纷至沓来，同时在骨子里却抱定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信念和‘以我化人’，不允许‘以人化我’的心态。此时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都比国外要好，同时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优越和正统，进而瞧不起其它民族，一律称之为夷。
从秦汉至宋千多年间，在整个中原地区的学术界中，维护传统、弘扬传统的保守派居多，敢于破除传统的改革派却较少。同时，在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所谓的权威有着天然的崇拜。在学术研究中，视权威为领头羊，不敢对他们的观点提出异议，以致人云亦云。思想缺乏开放性，导致对外部的一切异己事物持排斥态度居多，形成了较强的保守观念。
而稳固执著的本位精神对科技发展具有严重的负面作用，它易使人才养成唯我独尊的心理定势，导致人的思维与行为的灵活性、机敏性、变通性相对趋弱，适应外界变化的耐力和韧劲较差。此外，它还影响到人才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比较性认识，造成时间观念、节奏意识淡漠，危机感与紧迫感不强。
时至今日，中原人的改革创新意识、风险竞争意识都比较落后，因此，在这种本位精神的束缚下，宋人不擅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阻碍新科技的产生与提升。而长期如此必将导致在科学研究上固步自封，没有创新，很难产生新的人才，无法提高本身的科技水平。
赵柽知道大宋虽然号称当时科技最为发达和先进的时期，但是西方文化在天文、术数、机械制造和水利、工程、化学、冶炼等方面领先于大宋，因而他才会命远征军掠夺西方的书籍和人才以提高大宋的科技水平，做到洋为中用，也借此让宋人明白世界上还有比他们发达的文明，给那些自大的人一些触动。即使他采取的方式十分野蛮，有悖于文化交流的的宗旨，可这也是最为方便和快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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