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洪衍武麾下的电影票业务也遭受了重创。
要说引子还是在“枪击”那件事儿上。
一开始，京城的公安部门为及时破案寻找线索，通过一场全市撒网的“大抄”，把不少“玩儿闹”和“佛爷”送了进去。
而后续因为线索中断，破案无望，带着不满情绪的京城市局领导更是痛下狠手。一道正式大令，对治理京城治安的工作不但没放松反倒还加剧了。
这样一来，人越收越多，京城看守所都塞满了，已渐成失控之势。
于是有些待在里面的倒霉蛋觉得能够浑水摸鱼了，便悄悄当了“针儿爷”，为了出来努力揭发检举陈年旧案，牵连面儿就越来越广。
结果不但弄得南北城的各位“把子”天天东躲西藏。街头“玩主”、“佛爷”们不敢冒头儿。也有不少被跟着洪衍武吃饭的人，因为以前干的一些事儿落了把柄，被那些想要“立功”的人陆陆续续给“抬”了进去。
像“淘气儿”、“顺子”和后提拔起来的另两家影院的负责人，1月底的时候，全都“折”进去了。下面干活儿的人也减员了四份之一。
而这直接又造成一部分“没擦干净屁股”的人心惊胆战，不惜扔了饭碗，也要寻地方藏匿去了。
这就是说，如今洪衍武麾下还能在市面上维持着局面的人，就剩一半了。等于每家电影院门口最多四五个人。
那么必然的，像过去那么大的出票量也就做不到了。而且没了“玩主”们做保护伞撑腰，垄断票务更不可能。他们面临的竞争者，主要就是身处于城市游民状态的“老插”们。
要知道，虽然1979年全年，京城政府努力为三十七万知青安置了工作，可这一年又有二十三万人陆续返城，而且后续还有源源不断的人流大军呢。
这么一来，里外相抵，全城找不着饭辙的人照样不少，待业青年的问题不恶化就不错了。
“老插”里当然也有不少爱打架、混不吝的“刺儿头”。过去有“小雷子”、“八叉”、“小地主”的手下弹压着，这些人还不敢造次。可如今街面上的“职业流氓”都被“警察叔叔”一扫而空，他们这些“业余太岁”立刻就忍不住冒头儿了。
对这些新掺和进来的竞争者们。洪衍武的人其实特别头疼。
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帮“老插”只知道恶性降价，挣点就知足。跟他们竞争，要想快速出票，价儿就上不去了。
要是不让他们卖呢，肯定说服教育不管用，必须得靠暴力手段。
可这帮“老插”三五成群的小团体多如牛毛，又没个长性。今儿你来，明儿他来。打灭了一拨儿还会冒出三拨儿来。
再加上人家底子比他们清白，真事儿大了惊动“雷子”，吃亏的也是他们。更何况后来人手不足，干这个也就别买票了。
所以，没辙。就跟毛驴身上长了跳蚤似的，只能听之任之。
另外呢，票务市场上的供需情况也有了较大的变化，电影票不如以前那么紧缺了。
其实从1978年起，为解决观众看电影购票难和电影院少的问题。文化部就和京城市政府一起出面协商机关、厂矿内部礼堂对外开放事宜。
如今两年过去了。通过努力，京城各单位的内部礼堂几乎已经全面对外开放。也是在这个时期，各地纷纷扩建影院。连不少在“运动”期间用于开会做报告的礼堂都被改装成了电影院。
因此截止1979年年底，全市影院座位数共增加了三万五千个。终于成功缓解了“看电影一票难求”的状态。
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各家正规电影院对一部电影的放映末期几天，已经不再是场场爆满。甚至一些不那么好看的冷门影片，从上映第一天起，晚场的黄金时段就会有空座。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开放礼堂还有一个附加作用，那就是把曾经风靡一时的“内部电影”变成了过去的符号。
眼下即使还有小规模的放映，也仅仅维持在一些机要单位的内部小礼堂了。甚至于观看的人群也不再有严格限制。
至于在一些管理不严格的单位大院。甚至还有一些胆大妄为的干部子弟，通过关系从电影院把电影拷贝“串”出来，然后在内部小礼堂偷着放电影公开售票。
他们既挣了钱，有几个人日后还成了知名的电影导演。大约正是受了这段时间狂看电影的“熏陶”吧。
总之，综上所述。尽管全国电影市场空前繁荣。本年度，全国观影人次第一次突破二百九十亿。而《大众电影》杂志每期发行量也会突破九百万。
但如过把镜头聚焦在京城影院的票务市场上，只有一个“乱”字可以形容。或者也可以称为“无序”。
而这一切对洪衍武他们最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利润直线缩水。
去年十月份，“票贩子”们创造了最后一次票房辉煌，洪衍武和陈力泉能到手八万三的毛利。
十一月，枪击事件影响开始显现，手下们上缴的利润就直线滑落到一半了，四万两千块。
十二月，京城最后一批十几家礼堂同步开放，像“红塔礼堂”、“地质礼堂”、“东四工人文化宫”还都是西城区、东城区的。“老插”们也开始搅局，情况自然更难。但勉勉强强还有个两万六七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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