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隋文帝，完成了统一大业，便由外转内，开始消弱世家门阀对朝堂的掌控，一方面大改官制，推出官员规避本郡制、任满换地制，另一方面又推广文教，本意就是让天下贫寒百姓学到知识，武帝推广的科举考功名之制，目的都是打破世家门阀对文化和官员的垄断。
但文教非短期可见成效、科举制也不完善、官吏任命之权被世家门阀把持等等缘故，故而，科举考出来的寒士，反而受到世家门阀联姻、权利、官职等方式诱惑，成了世家门阀的外围势力，杨侗则是进一步发展，借战乱将旧规则通通打击干净，使文教、科举制、规避本郡制、任满换地制得以真正的执行。
可以说，三代帝王的的文治，其实是一脉相承，步步为营，逼得世家门阀无从反击。
更可怕的是现在这个皇帝不仅好杀、好战，而且有耐心，他不像杨广那样，在朝堂构架皆为世家门阀掌控的情况下，罔顾事实的将各种对世家门阀不利的政令推广，而是先把中枢清理干净，才将政令一点一点的推广到自己掌握的地盘上，并不急于对外扩张，显得很小心、稳健；他这么做，既夯实了根基，又令各路诸侯在战争中自我消弱，当他再战之时，敌方势力已经小得可怜。
这道理，在坐的两人都懂，也明白各路诸侯之败，实则是自我消耗过度，便宜了杨侗。要是他们联合起来，与大隋对干，今之大隋即便是赢了，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强盛，可只要是人，就有私心。
这也是李渊抗隋联盟难以落到实处的根本原因，毕竟他这个发起人，都在算计他人、利用他人，李密等人怎敢相信？
而以前相互依仗、相互暗斗的郑氏、卢氏，之所以能够坐到一起，联手瓜分朝廷之粮，实则是吃了教训，这才搁置争议、共同复兴，目标一致的相互依存，企图借力彼此，将自己的人慢慢提升上来，然后又通过自己的地位，提拔其他适合人选。
这实际上，也是郑、卢二氏在相互妥协，共同发展，较比诸侯，有千年辉煌的郑、卢更懂得怎么合作。
同样的处境、同样急于复兴的两大高门，理所当然的凑到了一起，某种意义上说，白马仓之粮实为两家暗商所盗。事实上，两家所盗之粮，卖给李密、李渊的并不多，一是大隋对边境控制极严，二是利润较薄，所以通过卢氏北方建立的商道关系，卖给了突厥、高句丽等国，换回大量皮毛、珍宝、药材。
他们想要恢复昔日荣耀，首先要有很多很多钱，否则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大计，即便没有人背叛，也会因为得不到相应回报而阳奉阴违、分崩离析，使一番撼世雷霆，洒到实处也成了毛毛细雨，令他的谋划难以通达。
本来，还能通过时禹和那贪婪的仓令，继续盗取白马仓之粮，可是暴雨不但使商船难行，也令盗粮之举有了暴露的风险。
一旦朝廷对白马仓有上风吹草动，只好让时禹一家子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区区一个县令，跟复兴大业根本没可比性，牺牲了，也无所谓，只是让郑、卢二氏遗憾的是郑氏会因此失去谋财之契机。
郑元琮提起火炉上的水壶，洗茶、泡茶、分茶，动作熟练，仪态优雅。
他端起茶杯，看了看晶莹翠绿的茶汤，轻轻啜了一口，一股茶香萦绕在口齿之间，清新甘醇，说道：“那暴君多少是做了一件雅事，这清新隽永的茶汤，较之以往融汇百味的煎茶的确倍增雅致，平淡之中露着隽永，恍如人生啊。”
“如果抛开这些东西，元琮觉得皇帝如何？”卢豫问道。
“粗鲁野蛮、霸道嗜杀，但却有人主之象！”郑元琮又喝了口茶，说道：“其性格之刚强、之霸道，单看当初其血洗太原王氏、太原温氏、河东裴氏便可见一斑，听说他当初在洛阳当留守的时候，便是遭到元文都、卢楚、韦津、段达、云定兴等世家子弟背叛，并被大家戏耍得团团转，因此对世家带着一股浓烈仇恨。”
“我们世家大族的存在，本身是破坏平衡的存在；家国天下，是我们的处世原则，先有家、次有国、后有民，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才会想到君主；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出仕子弟在行事之时，会偏向自己家族；无形中败坏了法纪，剥夺许多原属于百姓的利益，从而使公平、公正成了一个笑话。另外，世家不但掌握了大量钱粮、人口，更掌握了舆论和史籍，一个人好是不好，全由我们说了算，这对一个帝王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当卢豫听到“舆论”二字，手中的茶杯“啪”的一声，摔得四分五裂。刚才还神采飞扬卢豫不断发抖。
“卢公，您怎么了？”郑元琮吓了一跳。
“老朽没事，让元琮见笑了！”卢豫摇了摇头，说道：“我从‘舆论’二字，想到《半月谈》，皇帝如今有了《半月谈》这个大杀器，一人好是不好，岂非由他说了算？以他对大隋的掌控力，要铲除任何一个人、一个世家，都易如反掌，如果皇帝有充分理由，以及可以堵悠悠众口的借口，他绝对在《半月谈》上广而告之，然后利用这个难得机会，将某个人、某个世家极尽能事的抹黑，让其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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