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朱由校一声令下，那两大箩筐的礼单在乾清宫院子里当着一众哭丧的文武大臣的面付之一炬，于浓浓烈焰中化为了飞灰，烟消云散。
礼单被焚一事迅速传遍了京城，使得京城那些惶恐不安的送礼官员心中悬着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不必担心被李可灼牵连。
作为泰昌帝的托孤辅臣，李宏宇自然也是泰昌帝的治丧大臣，不过由于他要查李可灼的案子，故而不必像万历帝驾崩时那样通宵达旦地值守，也不会被扣在皇城里。
按照李皇后的懿旨，李宏宇坐镇锦衣卫北镇抚司审李可灼一案，锦衣卫北镇抚司在沉寂了多年后终于再度亮出了它的獠牙，凭借李可灼的案子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历史上，锦衣卫北镇抚司并不是长盛不衰，在君权和臣权的博弈中起起落落，每当君权与臣权激烈博弈时就是其大出风头的时机，与宦官一样，依托君权对朝廷的文武官员进行打压。
李宏宇相信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天衣无缝的事情，更何况李可灼“仙丹”的制作方法并不是寻常人能够接触到的，因此肯定会留下线索供他追查。
所以他就从李可灼家中的下人入手来进行调查，想要弄清楚李可灼近期来异常举动，从李可灼给泰昌帝进献“仙丹”而没有给万历帝这一点来看，李可灼很可能是临时起意，故而肯定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锦衣卫北镇抚司的诏狱有人间地狱的“美誉”，早在明太祖时，锦衣卫北镇抚司的前身—锦衣卫镇抚司就办下了胡惟庸大案和蓝玉大案，牵连者达数千人，包括勋贵在内数百人被斩首。
等到了永乐皇帝时，锦衣卫的诏狱里更是死了无数忠于建文帝的臣子，其酷刑堪称天下之最。
因此，在锦衣卫诏狱狱卒的严刑逼供下，李可灼的下人不敢有丝毫的隐瞒，将所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地招供出来，其中有李宏宇最感兴趣的杂物房的信息。
据李家下人交待，他曾经看见过李可灼晚上一个人独自待在杂物房里，由于李可灼禁止下人靠近杂物房所在的小院，所以他并不知道李可灼在干什么。
另外，李家的丫鬟说李可灼在进献“仙丹”之前曾经带回来两大包东西，不过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后来从没有见李可灼拿出来过。
“柳大人，本官要找一些制药的器皿，它很可能藏在了李家某处，就是掘地三尺也要将它找出来！”
听了李家人的口供后，李宏宇把柳翰找来沉声下达了命令，综合以前获得的种种线索他可以断定李可灼有一套炼制丹药的器具，十有八九会被李可灼藏起来以备将来不时之需，所以很有可能找到这套器具。
“李大人，何时提审李可灼？”
柳翰吩咐手下的人按照李宏宇的吩咐去李家寻找炼制丹药的器具后，试探地问道，自从李可灼被抓到诏狱后还从没有过堂。
这种情形极为反常，通常而言像李可灼这种谋逆要犯进入诏狱后免不了大刑伺候，用酷刑撬开他的嘴巴。
“先不急。”李宏宇闻言摆了摆手，有些高深莫测地回道，“现在时机未到，等到了时机成熟时本官自会开堂提审他。”
在李宏宇看来，“仙丹”一案事关李可灼及其家人的生死，所以李可灼是宁死也不会交待实情，否则的话这种谋害君王的大罪是无人能救得了他的。
相关的史料无疑也证明了李可灼在红丸案中并没有如实招供，因为史料上并没有记载泰昌帝所服用红丸的成分，而李可灼也只是被发配戍边而已。
如果李可灼公布了“仙丹”是自己炼制而成的，不是什么“仙丹”，那么他可就犯下了弑君之罪，绝无活命的可能。
因此，与其在李可灼身上白费心思，不如把精力放在寻找线索上，只要能找到李可灼炼制丹药的罪证，那么李可灼将辩无可辩。
与此同时，李宏宇这也是在跟李可灼打心理战，不提审李可灼的话将使得李可灼心生忐忑，进而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
李宏宇在查李可灼案子时京城各派系间也没有闲着，俗话说的好，一朝天子一朝臣，虽然泰昌帝器重东林党，但朱由校的授业师傅不仅有东林党人还有齐楚浙三党。
这意味着在泰昌帝当政时被打压得十分难受的齐楚浙三党现在有了反击的机会，朱由校肯定不会像泰昌帝那样支持东林党。
实际上，由于朱由校只有十六岁，按照大明的定制天子在二十岁亲政之前通常会由太后进行辅佐，决定国家的重大事务。
至于托孤的辅臣们，他们的职责与太后之间并不冲突，有些类似于内阁，对那些上奏的奏章写出处理的意见，然后交由太后来决断。
换句话而言，托孤辅臣们拥有的是建议权，而决策权在太后那里。
大明历史上最有名的太后辅政，也就是垂帘听政，发生在万历皇帝的身上，由于万历皇帝年幼，故而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垂帘听政，对朝堂上的大事进行决断。
所以，在朱由校二十岁之前理应由李皇后来垂帘听政，毕竟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会把决策权交给朝臣，这可事关皇权的根基。
而明朝由于外戚势微，再加上无论文官集团还是勋贵集团都反感外戚集团，故而明朝不会出现太后把持朝政的现象，一旦皇帝亲政就退居到了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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