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初期的一种分配方式，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分配方式，主要是能够保持传统意义上的利益分配，对于经济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
未来工业自动化程度会逐步提高，虽然不太可能全部消灭劳动岗位，但是大幅减少还是可以做得到的，有些企业为了避免自己被收取劳动岗位补贴，将会对高度自动化的设备比较青睐。
所以中期会采取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前面说的，按照企业所使用的劳动力来获取离岗补贴，这种方式主要是针对服务业。
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服务业是最难实现自动化的行业，不管如何都会需要劳动者参与其中，这就意味着劳动岗位将不会有明显的减少。
而且服务行业，特别是百姓日常服务业，将来的主要成本还是来自人力成本，采用这种模式，更能够度量服务业的价值。
另一种就是针对未来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工业、农业企业的，可以按照企业营收的比例来征收，可以将劳动岗位合并进去一起计算，从而能够保证将普通大众的补偿收上来。
至于最终采取什么措施，我们目前还无法定论，不过我觉得还是成立一个全国经济利益分配委员会，对全国经济利益进行统一利益分配。
这个组织里面应该包括政府、企业代表、公民代表等，能够代表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色的人，根据当时的全国经济发展情况，制定未来较短时间内的利益分配问题。
这样更加能够具备代表性，不过由于各个阶层利益可能难以短时间达成一致，就必须要有相对完善的机制，来保证利益分配合理且能够达成一致。
利益分配最忌讳的也是极度损害一方利益，例如为了保证普通民众的利益，就大幅损害企业利益，这会让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经济发展会陷入困境。
也不能为了保证企业的利益就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这样会让经济越发展越会陷入死胡同，不仅资本会内卷，而且还会造成社会问题。”赵一补充说道。
事实上不管是什么方式，都需要保证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所以分配方式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形成这样的社会共识。
只有达成了这样的社会共识，才能够在新变化出现的时候，能够及时调整社会分配方式，一成不变的制度并不是好制度，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保证永远不过时。
就算是他上面提到的两种，也只是参考，并不代表未来就一定是这样的，这也是他要执意提前推行这项计划的原因之一。
就是想要看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种方式否是是最佳的，实践出真知，只有在实践当中不停的调整，才能够达到相对准确且平衡的效果。
就算是按照上面的原则和方式来分配利益，也是需要看到底给予什么比例的分配，才能够既保证民众的利益，又可以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的利益。
这种情况并不是拍脑袋决定的，甚至未来还有可能在税收上面做调整，这就形成了三方利益分配，政府、企业和百姓，这三者的利益都需要得到一定的保证。
而三者利益的平衡与否对社会持续发展是非常很重要的，压缩任何一方的利益，时间一长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政府的利益是保证社会公共服务的基础，如果政府获得财政收入减少，必然会导致社会公共服务受到影响，就算是百姓拿到了很多钱，生活也不一定就能够幸福。
当然政府分配的利益过多，必然也会压缩其他两者的利益，带来的问题也同样很严重，民众实际拿到的收入减少，企业获得的实际利润减少。
企业的利益是保证社会生产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毕竟现代社会的生产组织是以企业为基础的，如果企业利益受损，必然会导致企业发展乏力，社会生产也就越发陷入死胡同。
当然，企业的利益过高，也是存在问题的，这会导致社会消费不足，企业会发现钱越来越难赚，原本的利益也会逐渐的消逝。
最重要的是，由于企业利益分配过多，导致企业资本盈余大增，而社会消费不足，导致企业生产过剩，最后大量盈余的资本为了获得利益，不得不出现严重的竞争关系，这就是资本内卷形成的主因。
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谁也不想要好过，但是企业家毕竟是少数人，社会出现了问题，可能首先就要拿这帮人开刀。
别觉得冤枉，这个社会本就没有绝对的正义，所谓的正义就是符合大众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要求，而非正义就是妨碍的大众利益，那么资本家被拿来开刀也就没有什么冤枉的说法。
这也是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或者说是资本家，却如此高度重视全社会利益分配的问题，而不是作为守财奴，觉得自己出力最多，自然也就天然分配的利益最多。
这个想法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却不是绝对的，如果自己获得利益影响了社会利益分配的平衡，那么这就是罪过。
正是深知这一点，为了长远发展的需要，他才会如此注重利益分配的事情，特别是到了他现在这种程度，利益分配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核心关注点。
其实绝大部分民众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能够幸福的生活，而幸福的生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自由度较高，另一方面则是精神生活的相对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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