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到任京师，进入内阁和兵部之后，孙传庭欣喜的感受到了现在朝堂和过往的不同。过往，朝中每一个人，即便首辅，也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恐一个不慎，朝为相，暮就成囚了。先帝是察察之君，动辄问罪，熹宗皇帝则不理朝政，魏忠贤专权，朝中所有人都不能自安，几十年来，首辅阁员，六部堂官，走马灯一般的换，鲜少有人能做的长久。
因此，上下气氛甚为压抑。
但现在，不论是进入内阁值房，军机处，还是六部衙门，繁忙中，自有一股安定和向上之心，再没有过往的压抑和浑噩度日。
……
隆武陛下不轻任，也不轻罪，任务交予内阁，视结果对内阁予以奖励或者是鞭策，内阁六部堂官，以稳为主，但有不法，都是交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联合勘察，陛下从不插手，最后所施刑罚，也都是国法所在，公开审理，未有超过者。
也就是说，陛下的喜怒都在预料中，没有天威难测，没有喜怒无常，臣子们可以用本心应对，以政绩应对，而不用绞尽脑汁，去猜测、揣摩陛下的心意和喜怒。
原本监视百官的锦衣卫，现在变成了内情司，不再专职监视百官，而是扩展开来，搜集天下情报为主，同时的，东厂锦衣卫也都失去了直接缉拿百官的权力，但有罪，京师都是刑部都察院派人提拿，各省则是正式的公差。
如此，上下心安。
不过这并不是表示陛下放松了对官员的监督，锦衣卫之外，新设置的审计署和各省的督察院，以及密奏制度，都是为官员新加的镣铐。此外，陛下推行各省按察使的任期固定制，一次三年，三年之后即转任他地，不得连任，按察使不再是巡抚的下属，而是直属于京师刑部，除了负责本省的刑名事务之外，亦有监督巡抚的职责，巡抚不得干预刑名，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开，加上各省的都察院，等于各省巡抚总督的权力，在地方也有了一些制衡。
陛下继位以来，重在建立制度，其次才是用人。
这是很多人的感觉。
皇帝陛下只把制定国家方针大略、兵部、刑部、都察院、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命的权力抓在手里，其他事务，全部交给内阁，非有大事，问都不问，只在每月月底，接受一次六部堂官的工作汇报。
原本每日都要举行的早朝，也改成了大小朝，也就是三日一小朝，五日一大朝，小朝只有内阁军机处和六部堂官能够见到陛下，大朝时才是全体官员。
也就是说，现在的大明是真真正正的内阁负责制。内阁首辅的权力，几乎已经是等同于过去的宰相。
最初，蒋德璟还十分谨慎，事事请奏隆武帝，但被隆武帝打了两次回票之后，他才安下心来，小事情不再麻烦陛下，内阁六部研议，作出决定，立刻令下面执行，需要披红的，直接找司礼监。
----陛下抓着兵权，司法权，人事权，加上军情司锦衣卫，还有《三文日报》的舆论权，看似抓大放小，但其实内外所有动向都在掌握之中。在孙传庭的这样人杰眼里，这一点，是看的很清楚的。
和先帝事必躬亲、操劳过度不同，因为放权和信任，陛下的闲暇时间多了很多，所以才会有微服出访的事情发生，如果是先帝时期，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
孙传庭本是一个执拗、固执的人，认准的事情，绝不轻易低头，不管面对权臣还是陛下，但几次的宦海沉浮和三年的牢狱之灾，加上年纪渐渐增大，令他的心性有了些微的改变，看事情，对政策，不再那么锋芒毕露，固执向前了。
历史上，孙传庭只所以违背本心，率兵出西安，其实就是改变的结果，因为“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卒乎？”
这是他的亲言。
如果是崇祯十一年以前的孙传庭，宁愿罢官下狱，也是不会出陕西的。
岁月磨平了孙传庭的一些棱角，令他不得不有一些改变，但他骨子里的谨慎和执着，却是始终没有改变。
今世，孙传庭自从出狱以来，小心谨慎，不敢再有错误，隆武陛下继位之后，对他恩遇有重，信任有加，事事以咨询，孙传庭感激不尽，现在又入了内阁，掌了兵部，为蓟辽总督，陛下将复辽的重任，交到了他的肩上，更给了他绝对的权力和荣誉，作为臣子，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阁老，大宁到了。”
一个声音在孙传庭耳边响起，将他惊醒。
却是军机大臣史可法。
这一次孙传庭出征，军机处史可法、带着杨而铭袁枢，联同下面的参军参政，一共三十人随行，加上孙传庭本来的幕僚团队，参谋力量十分强大。
-----孙传庭1593年生人，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史可法1602年生人，崇祯元年（1628年）的进士，论起来，孙传庭是史可法绝对的前辈，只不过在仕途上，史可法身为左光斗的高徒，东林后起之秀，又被崇祯帝看重，顺风顺水，年纪轻轻就成了南京兵部尚书，孙传庭却是比较挫折，虽然勤勤恳恳，有功有绩，但一直都不得崇祯帝的喜欢。
这一世，情况稍有改变，史可法没有前世里那般的顺当，漕运总督和南京兵部尚书的任上，他都遭到了相当的挫折，内心时不时的就会纠结，而一切都是因为隆武帝身为太子之时和登基之后的一系列改革。也正是这些风波和挫折，令史可法的心态和历史上有所不同，个人脾性也有很大的成长，但仍然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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