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年，江北各省连年的大灾，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都是民不聊生，不过最为凄惨的还是河南。
要说自然灾害的程度，河南并不比山东和其他各省厉害，但是人祸酷烈，河南中州地，若在寻常日子，地处中原，交通四通八达。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也算是一等一的好地方，结果断断续续的，大明朝廷在河南封了八个藩王，其余的皇亲国戚，还有致仕官员更是多不胜数。
这些亲藩勋贵占据大量的土地，最为财雄势大的福王，当年封王就藩的时候，河南省的田地甚至都不够封赏，还要到其他的省份去分划。这还是朝中大臣和万历皇帝力争的结果。
这么少的人占据这么多的土地，偏偏因为这些人的身份功名，他们的土地和佃户是不用缴纳朝廷的赋税和服徭役。
可大明的任何一次加赋，比如说练饷、辽饷都是把河南包括在征税的范围之内，这些税赋，承担者只能是那些无地和少地的贫民百姓，而且层层加派的这个弊政，在河南尤其的厉害。
每一次加赋，都有大批的农民破产，这些农民的田地自然是被藩王，皇亲，勋贵们侵吞掉了，这些农民大部分成为流民，成为大明帝国祸乱的根源，剩下的农民更少，所要负担的税赋和压迫也就更重。
如此这般的恶性循环，让河南的平民百姓的生存生态已经是变得极为的脆弱，根本承受不起一点点的风吹草动。
比如说崇祯十二年和十三年的大旱灾，山东有类似军事专制体制的集体农庄，兴修水利，合理调控各项的资源，勉强能顶过去，但河南有什么，只有张献忠的屡次侵扰，大明总兵猛如虎和左良玉的残暴搜刮，当然还有好像是没有尽头的剥削和压迫。
崇祯十三年三月间，河南省已经路无行人，百里无人烟，大股大股的流民啸聚在一起，杀官造反。
在几年前李自成在河南大会群雄之后，河南地本来再没有什么成气候的乱兵盗贼，可如今几万人以上的大团伙就有十几个，河南地除却靠近北直隶和靠近湖广两处的州县之外，其余的地方都是乱成了一团。
官兵和地主士绅们都是呆在城池之中，依靠黄河和伊水等大河的运力保持进出，依靠城池的工事来确保安全。
河南上下对这些大伙盗贼的态度是，只要是在乡间的话，就当做不存在，官兵能剿灭则剿灭，不能剿灭则不予理睬，每天只是一封封的告急文书发到朝廷去，可朝廷在湖广四川一带、北直隶锦州一带，集中了大明七成左右的兵马，根本抽不出什么余力来剿灭，只能是坐任横行。
但情况即便是如此的危急，却没有人想缓和这样的局面，土地兼并，无节制的税赋收取，这些恶政没有人想着去改善。
曾有某士人建言朝廷，建议朝廷中枢均田地，抑制兼并，却被崇祯皇帝驳斥说道：此策人情所不容。还有洛阳府某官言辞恳切的劝福王能否减低王庄田地的田赋和徭役，却被福王喝骂道“我朱家田地，我朱家子民，孤如何做，关卿何事。”
本来杨嗣昌给崇祯皇帝的谏言里面说道，湖广和四川对张献忠和李自成罗汝才的围剿，不仅仅是围剿这几名大贼，而且在剿灭大贼的同时，震慑天下的贼人宵小，让他们不敢有妄动的心思。
谁也没有想到，张献忠的大败，罗汝才的走投无路，对河南的平民百姓丝毫没有什么震慑的作用，反倒是闹得更加厉害。
几万人以上的大团伙之中，比较著名的有“宋江”和“李振海”“破天王”等等的大股，既然罗汝才用“曹操”作为绰号，那用“宋江”就也不算稀奇了。
河南地这些啸聚的乱民中，有三四股是陕西老八队，也就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活动的时候留下的残余。这些人的实力最强，也最有战斗力，聚集起来的民众也就是最多。
“宋江”说不上是最大的，也说不上是战斗力最强的，但却是打败仗最少的，而且他还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朝廷的征剿旨意之中。
因为从崇祯十三年的二月开始，“宋江”这一伙就开始在开封城周围活动，有几次城头上的官兵都能看到“宋江”部的人马，结果开封城眼下白天开放城门不敢超过三个时辰，稍有风吹草动就立刻是紧闭城门。
要知道河南大灾，本地的收成满足不了本地的需要，必须要依靠黄河水路上的补给，可“宋江”这伙人这么整日间出没在城池周围，城外的粮食和给养补充不进来，城内可是日间的窘迫。
而且“宋江”这伙贼兵在开封城周围可是实实在在的尝到了甜头，如今河南大乱，居住在城池的周围，在紧急的时候可以朝着城内跑，安全性比起乡下那些土围子要好很多，而且城内的物资丰富，在城外的生活也比在乡间好些。
这样就有大批还有些资财的平民百姓，甚至是小地主居住在城外，这些人好歹比那些出了一条命之外没有东西可抢的农民要肥许多，“宋江”几次来回都是颇有收获。
偏偏守卫开封城的副将陈永福，此时正在南阳府守卫大军的后勤辎重，开封城极为的空虚，好在这周王和一毛不拔的福王大不相同，这名藩王舍得花钱出粮，动员起来城内外的大批壮丁据城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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