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家乡》一炮而红，催生了《东亚之光》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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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日军战俘收容所除重庆设立的博爱村，还有贵州镇远的和平村。在那里，日本反战朋友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发动了一百五十名日俘，自愿组织“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编印杂志《和平先锋》《东亚先锋》，并演出反战剧目，演唱反战歌曲。1940年初，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率工作队到重庆演出反战的舞台剧《三兄弟》，主要成员是已觉悟的战俘。
凭着专业的敏锐，何非光隐隐觉得这是个顶好的素材，更是难得的机会。他建议中国电影制片厂邀请战俘演员们座谈，让每个人讲述走上战场的亲身经历，他亲自担任翻译。日本战俘座谈会后，何非光听参会的刘犁说：“倘若可能，将这群俘虏亲口讲的故事，拍成电影，一定很有说服力，对抗战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何非光觉得这和他先前隐约的灵感不谋而合。战俘们各自不同的性格；在日本军阀的欺骗和压迫下来华屠杀我无辜同胞的经历；被我前方英勇战士所俘虏，而在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陶冶下，怎样由极残忍、极顽固的日本侵略者刽子手，转变为正义的信徒、反侵略的战士。这些可歌可泣的事实，编成一部电影，再聘请这些俘虏来扮演本人的角色，现身说法……何非光被自己的想法振奋了。鹿地亘也告诉他，三百年来，世界各地有战争，也就会有俘虏。如果能让这些俘虏拿着武器演戏，拍成电影，那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其宣传和感染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一席话更加坚定了何非光以战俘作为拍摄电影的题材的信念。他绞尽脑汁，足足奋战了八个昼夜，一个以被感化了的日本俘虏为主题的电影剧本《东亚之光》便放在了剧本审查委员会委员们的面前。那是战俘良心的供状和正义的呼吁，让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十分动容。
《东亚之光》讲述的是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后，高桥、中村等青年被征召从军。临行前，乡亲为他们缝制“千人针”作为护身符。他们乘军舰进入长江途中，山本大尉对新兵训话，诋毁中国军队无作战能力，又污蔑中国人民愚昧，要求新兵绝不能做俘虏。这时，几艘运送伤兵和骨灰的日舰从一旁驶过，新兵见状心情沉重。接着，日舰又遭到中国战机轰炸。数日后，这批新兵遭中国游击队伏击，高桥、中村、山本大尉等都被俘，解送重庆的战俘收容所博爱村。高桥有感于中国政府的宽大和中国百姓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渐渐觉悟，开始参加排演收容所举办的反战话剧《东亚之光》。在博爱村受监禁期间，山本大尉与已被感化的胞弟次郎不期而遇，但他认为兄弟同在俘虏收容所相遇是皇军的耻辱。后来中村伤重濒危，弥留之际托山本大尉将来回国后转告家人：“千人针”并未应验。山本大尉闻言，深有感触，并渐渐认识到谁才是真正的敌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东亚之光”。一次，在中国妇女工作队为前方将士征集冬衣的公演活动中，博爱村的战俘也参加演出。当演到日军官兵思念家乡亲人时，山本大尉突然“假戏真做”，向饰演日本军官的演员挥拳。演出结束，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山本大尉颇为感动。不久，在良知与正义的驱使下，山本便与高桥等其他战俘毅然踏上奔赴前线宣传反战的征途……
剧情虽不复杂曲折，却真实可信，极富感染力。剧本顺利通过审查，由战俘参演的构想也获得厂长郑用之的认可。难的是让战俘来演戏是否可行，如何才能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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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工作在一片“不可能”的质疑声中进行。拍摄前期面临的首个困难，就是战俘问题。要战俘心甘情愿地投向俘虏国的工作，危险性太大。一时间，质疑声哗然。这倒激起了何非光的好胜之心。何非光决定住进战俘收容所，与战俘零距离接触，了解他们心里的真实感受，并从中挑选适合演出的战俘。三十八天同吃同住同劳动下来，他完成了前期工作的三个步骤：联络俘虏的感情、充实剧本的内容、测验俘虏的品行，还带走十八名“思想可靠、品性可保”的主要角色，安置在制片厂内的宿舍。他们与著名演员秦怡、陈天国等同住一栋楼，除日常工作外，还可与其他人同样自由出入。
1940年2月初，《东亚之光》正式摄制。为宣传造势，开拍几天后便举办了一次大型的游行活动。2月8日，农历大年初一，全体演员以剧中人物的装扮进行游行、献金，以宣传剧中主要角色。日本战俘则装备全套日本军服、步枪和马刀，一起参与游行。这些装备是专门作电影服装道具的战利品，步枪上虽没子弹，但是枪头上闪光的刺刀，却可以直接杀人。万一出事情怎么办？直到游行结束，何非光悬着的心才放下，他发现冷汗已湿透了衬衫。
拍摄中也是困难重重。《东亚之光》的拍摄激怒了日军，他们百般阻挠影片的摄制，派出了二十七架轰炸机，瞄准中国电影制片厂轰炸，将正在建设的摄影棚及摄影器材完全炸毁，两名布景工人被炸死。拍摄无法进行，只好将战俘退回收容所。再次开拍时，饰演主角山本大尉的战俘山本熏暴死，检查发现，其喉管呈急性条状溃烂，状如中毒，大家猜测是日本特务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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