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和韩世忠针对当前战局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其实并不是源于军略见识高下而形成的分歧，而是不同角度看问题必然会产生的偏差。
说白了，韩世忠只是一军之将，很多时候只需要考虑打仗本身的问题。
而李纲却是总揽淮南东、西两路军政事务的宣抚使，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考虑更复杂的问题。
韩世忠也从李纲的两个问题中便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过于简单，当即垂手做恭听状。
近一年来，挽救大宋江山社稷的重任几乎全压在了李纲一个人的肩上。
以文士之躯鼓舞屡败之师对抗强敌其实算不了啥，治理国政的无力感和无休止的朝堂争斗，才是让李纲心力憔悴的最大因素。
仅仅一年时间的磋磨，便让这个年仅四十三岁的壮年看起来仿若五十好几的老者。
近一年的沉沉浮浮，也让原本刚猛激进的李纲沉稳了很多，同样沉默了很多。
但面对同宋两国大战可能再起，自己又回天无力的压抑感，其人今天却有很多话想对韩世忠讲。
“良臣，大宋国运败落至此，非一人之祸。若要追究祸国之罪，自道君以下文武众臣，包括你我在内，谁又能免责？
国运如此，若要中兴，须得君臣上下齐心协力。
当务之急乃是阻击强敌，解除大宋社稷随时都能覆亡的危机，文武殊途，此事却必得你这样有勇有谋的战将才能力挽狂澜！”
在以文驭武的大宋王朝，从堂堂宣抚使相公嘴中说出“战将才能力挽狂澜”的话，绝对不是一句简单的感慨而已。
这代表着经历了社稷危亡的大动乱后，一些士大夫开始真正反思大宋的问题根源。
尽管，类似李纲的这种思想认识转变并不具有典型性。
文贵武贱，文士视武夫为贱徒走狗者，仍是当前主流。
但不可否认，正是这些剩余的极少数挑起了挽救大宋的重担。
心高气傲的韩世忠原本最是看不得高高在上的文士，还经常编排一些歪诗嘲弄满嘴仁义道德背地里却男盗女娼的酸儒。
可在李纲的身上，其人却能清晰感受到为救大宋危亡而不顾一切的付出与牺牲。
韩世忠是个眼里只有个人富贵等现实追求的人，其实并不能理解李纲这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却不影响其人对后者这种使命感的敬重。
“相公谬赞，末将不敢当！”
“不，你当得起。而且，必须当得起！”
宣抚相公的话很严肃，而且话中有话，韩世忠不敢再谦让，只能继续垂手恭听。
李纲很满意其人的态度，接着语重心长地道：
“争城掠地只能胜一战，而不能赢一国，若要救大宋，就不能只盯着寿春府、光州这片弹丸之地，眼光还要更长远才行。
我且问你，同军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攻入寿春府？大同此举究竟是为了所谓的平定动乱，还是借机敲诈大宋，抑或发动两国大战的前兆？”
韩世忠被宣抚相公接连不断的问题问得有点冒火，他又不是敌人肚子里的蛔虫，如何能知道他们的具体想法？
而且，其人只是淮南路宣抚使司下的一军之将，负责的也只是数州之地的防务，就算知道了同军的大战略又有什么用？
最终不还是得面对在寿春府和庐、濠等州与同军争胜败得失？
战阵杀敌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更多的时候还是以力破巧，大的战略自然要考虑，但局部战场战斗就不能考虑那么多。
所谓的庙算是打仗前的事，真上了战场，反而比拼哪方犯错更少反应速度更快，就不能犹犹豫豫，前怕狼后怕虎，干脆别打仗算了！
要是换成以前的韩五，绝对听不进李纲这些七拐八绕的话。
但十余年时间的军中磨砺，早让这个当初只知道舞刀弄枪的绥德汉子学会了冷静思考。
李纲顾虑的并非战术层面的输与赢，而是同宋两国会不会因寿春府局势而爆发大战的问题。
之前的情报显示，部署在京东和淮南的同军足有一个军数万人，而攻入下蔡县的兵马却仅有几千，只是其中很少得一部分。
该部若是同军的前锋，那大同下一步的目标将不可能只限于寿春府一地。
濠、泗、楚三州和涟水军等地都有可能是同军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李纲认为韩世忠以寿春府为饵诱使同军向西攻击李成的建议，必须建立在同军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平定动乱”，战争范围也限制在寿春府附近的基础上。
但同军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权，他们最终会在淮南西路投入多少兵力，采取何种攻击路线，实现什么战术目标等等，都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并不会受宋军的指挥。
反倒是淮南宋军兵力虽众，战力和士气却远不及同军，又因为之前李福兵乱导致各地兵马的任务由对外防御转为对内围剿，肯定会被同军的军事行动所牵制。
这种情况下，还指望引同军攻击李成，待两败俱伤再坐收渔翁之利，显然有些一厢情愿。
其实，韩世忠的想法并没有这么复杂。
其人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基于统兵战将一切战术只为获取最大军功的习惯。
这一点在宋军中是再正常不过的常识。
正是所有人都清楚这点常识，才会出现打了胜仗一窝蜂抢功劳，打了败仗又争相逃跑不管友军死活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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