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最大的是高丽国主王楷。
高丽实际上已经被大同控制，王楷沦为了傀儡，平日里连私下接见高丽臣子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与宗主国直接对话了。
真正执掌高丽国政的是宗主国派来的宰相王黼，就连贺正旦使的人选指派也需要经过王相公首肯，国主根本不敢置喙。
不过，王黼也要受监部、外部和吏部外派官员的监督，不敢做得太过分。
比如王楷想要亲自撰写正旦贺词以示侍同忠心，其人就不敢阻拦。
王国主的正旦贺词除了歌功颂德、祈福祝贺之语外，主要回顾了自己当年参加大同开国大典并受正乾皇帝册封的难忘经历。
并流露“只恨今生未能生在中华家”的想法，希望能尽快再往燕京拜见大同天子。
其人显然明白高丽的历史即将终结，害怕自己会不明不白地死在别宫之中，才以此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忠心——小王只想到燕京做个寓公。
即便放王楷来燕京拜见天子，也改变不了高丽灭亡的命运，但至少其人的生命安全能有保障。
历经十年的反复耕耘和残酷的军事打击，大同帝国对高丽社会的改造还算顺利。
可是，彻底消化一个拥有独特文化和数百年历史的国家哪有那么容易？
事实上，大同帝国消化高丽半岛的最大阻力并不是威望尽失的高丽王室。
只要王楷老实听话不搞事，就不会有性命之忧。
由是，徐泽果断拒绝了其人的入燕请求，又赏赐了一件宸妃王屿（即高丽福宁宫主，王楷的姑姑）亲自织的衣袍以安其心。
随使者一并返回高丽的还有大同的传旨使者。
正乾皇帝昭告高丽臣民：大同下一科考试正式面向全体高丽士子开放。
从今往后，同、丽文教一体，高丽所有考试皆遵照大同惯例。
高丽文教虽然要远远强过金国，但与同、宋相比又有很大差距，同卷同考很有可能意味着后发的高丽半岛出不了人才。
这一点其实不构成问题，大同已经实行分路划分科考录取比例的办法。
各地士子考试时只需要跟本地士子比，当官了才要跟全国的精英比。
高丽注定要灭亡，能不能出仕大同，彻底融入宗主国治理体系光大门楣，就靠士子们自己的努力了。
相对于高丽国上下脱节的不同反应，夏国上下则弥漫着大祸将临的恐惧气息。
前年底，趁着大同帝国讨伐赵宋造成的天下混乱，夏国主李乾顺毅然决定出兵陕西，拿下了西安州、怀德军等地。
正乾皇帝行堂堂之师，出兵讨宋之前，就发布了《讨宋檄文》。
夏国作为与同、宋都接壤的大同藩属国，自然也收到了徐泽特意派人送来的《讨宋檄文》，李乾顺实际非常清楚浑水摸鱼会触怒正乾皇帝。
但诸国之中，唯有夏国最为艰难。
宋、夏拉锯多年，夏国在战术上并没有输的太难看，可国小民疲的现实困难使其无法与大国持久相争。
夏国接连失去横山沿线战略要地后，已经很难再继续维持了。
大同已经灭掉辽国，取得了天德、云内、河西等地，又拿下了河东，等其再灭掉大宋，夏国将再无伸展空间，只能坐等亡国了。
另一方面，大宋这样体量的大国就算要亡，正常情况下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敌人吃干净，再怎么着也能拖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
而这段时间就是夏国唯一的机会！
李乾顺知道夏国的斤两，不敢采取更合理的联宋抗同策略，就只能浑水摸鱼夺取一些大宋边境的领土以扩充夏国实力。
其人非常谨慎，无论西安州，还是怀德军，都是历史上曾数次在宋、夏两国之间倒腾的土地，就算事后大同追究起来，夏国也有说法。
只是，大同仅仅几个月时间就灭掉了压着夏国打的大宋，又在其后与重生的宋国建立外交关系，还支持后者向夏国施加压力，就太出乎李乾顺的预料了。
而牛皋率军攻下永兴、鄜延、环庆三路后再次与宋军停战，转而整顿兵马，调整防务，更是令夏国君臣感受到大同帝国的极度不满。
李乾顺派来大同的贺正旦使团级别非常高，正使乃是夏国首臣濮王李仁忠，希望借此举表达本国对宗主国的忠心，以尽力消除误会。
李仁忠此番来燕京，除了带着大批礼物外，还带着国主交待的两项特殊使命：
其一，向宗主国汇报夏宋两国的历史积怨、领土变迁，并公开宋人挑拨同夏宗藩关系的罪行，以解释其国协助大同灭宋的“义举”。
其二，询问世子近况，以“国主念子心切”为名，请求正乾皇帝放李仁爱回国。
正乾皇帝国务繁忙，并没有单独接见夏国贺正旦使。
诸国使者一同陛见天子的仪式极为隆重，李仁忠也不敢放肆。
其人只能在外使见仪之后，向大同外部尚书王四转述此行的目的。
王尚书已提前与皇帝沟通过，很爽快就答应了李仁忠的请求。
安排其人与其国世子李仁爱见面，却对“夏宋两国领土变迁”不置可否，更没有接受夏人静心准备的《夏宋历史舆图》。
宗藩本就是国势强弱鲜明的两国缔结的不平等关系，宗主国凌驾于藩属国之上，而藩属国则必须看宗主国的眼色行事。
很明显，大同帝国的眼色很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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