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国都开城府。
松岳山南麓皇宫会庆殿内，高丽君臣正在商议昨日收到的边疆急传。
消息是紧挨女直曷懒甸咸州城的定州传来的——大宋朝皇商同舟社商队结束女直之行，由完颜银术可护送南下，欲借道高丽返回大宋，但令人疑惑的是，这个所谓的大宋皇家商队却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书和印信。
高丽虽小，官制和仪礼、舆服却是先参照大唐，后模仿后周和大宋，朝廷各部堂一应俱全。
殿上，大臣们纷纷针对所司发表意见。
有人质疑宋朝商队的真假，讨论国究竟该将其扣留还是礼送出境。
有人担心这个商队就是宋朝派往女直人的使团，会给刚刚勉强稳定下来的高丽、女直关系带来难以想象的变数。
也有人拿出一堆不想干的政务上奏，似乎想要转移话题。
还有人提醒女直人和大辽朝廷剑拔弩张，高丽作为大辽的藩属国，宋人商队非正常情况出辽境这么敏感的事，是不是该先派人告知辽朝北枢密院。
持续百多年的“华化”和“土化”之争，铸就了高丽朝臣多看风向少讲实话的官场风气，一众大臣看似发言积极，其实全都是没用的废话。
登基满八年，年已三十四岁的高丽王王俣看着一众滑不溜秋的臣子，心下有些厌烦，挥手宣布散朝，只单独留下守太尉吴延宠。
“太尉，女直人那边有哪些动静？”
守太尉吴延宠本籍大宋海洲，归化高丽，科举及第后，深得先王王熙和当今国王王俣两朝高丽王的信任，即便在六年前担任副元帅攻打女直人的战争中，先胜后败，为平息国内舆论，和元帅尹瓘一同被夺职，但随后仅一年又复职，三年内先后任守司空中书侍郎平章事、守司徒和守太尉，是高丽王王俣的绝对心腹。
“王上，自去年大辽春捺钵头鱼宴上，完颜阿骨打公开跳反后，女直人就一直在加紧整军备战，应对大辽随时可能到来的征讨。曷懒甸之地的女直游骑去年就开始缩小巡逻半径，以臣推测，女直人短期内，当不可能对我国有所图谋，也不希望我们对他们有形势误判。”
“女直人与大辽之间的大战何时可能爆发？”
王俣没有询问女直人和辽朝之间会不会打仗，女直人与大辽之间必然会爆发大战是高丽朝廷早就形成的共识，他最关心的只是战争发生的时间和烈度，以及本国介入这场大战的时机和方向。
“这得取决于辽人究竟如何定义女直人的威胁，只是，从前些年曷懒甸大战辽人的迟钝反应来看，臣以为，辽人这次恐怕还是会坐失良机，战争最终应该是准备充分后的女直人主动发起。”
曷懒甸之战是高丽人难以抚平的痛，指挥这次大战的元帅尹瓘战后同样被夺官，但他拒绝朝廷的复职任命，并于两年前郁郁而终。
作为那场大战还活着的最高指挥者，吴延宠每次提及此事，都恨不得活撕了当朝平章事崔弘嗣，当年，正是此人带头给王上施压，使得战争最终功亏一篑的。
王俣注意到吴延宠脸色变化，但他也毫无办法。
高丽太祖王建本是松岳出身的豪族，早年投身泰封王弓裔的麾下，后来在其他豪族的支持下推翻了弓裔。
王建登上了王位后，不得不对豪族势力妥协，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王命都难出开城府周边。
直到第四任高丽王光宗王昭即位，王权才初步安定，光宗目睹惠、定两朝由于豪族跋扈造成的政治不安局面，力图振作王权，但令他悲哀的是，整个高丽无论是在人力还是在制度的层面，可供国王利用的资源都非常有限，光宗不得不从外部寻找破局的资源。
光宗的办法是采取“华化”政策，借中原王朝天子之威、中华之制以革新高丽固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从而达到打击豪族勋臣势力、加强王权的目的。
中原此时正值后周世宗治下，两个有为之君各有所需，一拍即合，随后，高丽曾三次遣使后周，后周也派官员、士子帮助高丽改革，并在高丽成宗后，逐步形成定制。
从那时起，大量后周以及其后大宋籍的官员便充斥高丽朝堂。
所以，高丽持续百多年的“华化”和“土化”之争的根源乃是王权与豪族权力争夺，曷懒甸之战不仅是“国运”之战，也是王权与豪族权力之战，本身就掺杂着借战争消耗豪族兵力巩固王权的动机在里面，一开始就做好了应对豪族反扑的准备。
可惜，谁都没料到势力微弱的女直人竟然有那么惊人的魄力和韧性，由于迟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高丽王王俣最终没有顶住以崔弘嗣为代表的豪族势力反弹，此战之败真不赖前线咬牙坚持的将帅们。
王俣转移话题，问：“大宋此时派出商队出行女直，究竟有何图谋？”
“大宋通往女直的海陆通道均被辽朝和我国阻隔，我国好歹与大宋邦交正常，大宋若真有意派遣使节，最大的可能性应是直接借道我国往返，这个商队来历蹊跷，臣以为是他们不可能是使团！”
王俣一时没反应过来，道：“可女直人故意将他们送过来，就算是假的，也是真的了。”
“王上，臣以为，女直人也不想坐实这个商队使团的身份，不然的话，此时，女直人应当派出相应的使者，以解决曷懒甸遗留问题为借口，直接带他们来开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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