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正乾三年、大宋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之春，大同帝国以大宋在归来人问题上敷衍行事为由，要求大宋河东路宣抚使司放开边防准许同军入境调查，两国大战一触即发。
为了平息大同正乾皇帝的怒火，大宋教主道君皇帝毅然决定牺牲自己的忠实家奴，以当朝太尉谭缜的首级换取大宋王朝的平安。
不想，使团派出期间隆德府突发兵变，同军南下拿下河东南路，使河东归于一体。
赵宋则由于李成趁机散布谣言而使得局面失去控制。
随即，大同帝国通过外交谈判向急于稳定内部的赵宋王朝施压，轻易获得了怀、卫两州和安利军，又补全了河北路。
军力本就孱弱的大宋失去了山川之险的河东和河北，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更甚。
以常理推测，蓄谋已久的大同帝国很有可能就此启动灭宋之战，而不想亡国的大宋王朝必然要举国动员奋力反抗，天下将因此而鼎沸。
大宋境内得到消息的野心家纷纷粉墨登场，掀起局部动乱。
没想到两国局势最为紧张之时，大同正乾皇帝却接见了大宋使团，并同意了教主道君皇帝提出的议和请求。
同宋关系突然紧张又迅速媾和，让看准时机浑水摸鱼的野心家们始料不及。
飞得有多高摔得就有多重，借势而为者必然要承受形势急剧变化的反噬。
接连在河东、京西、京畿和京东等路掀起大浪的大宋河北路招捉使李成便遇到了潮水退去，摸鱼人成为搁浅鱼儿的尴尬。
幸好，直面大同帝国压力的教主道君皇帝比李招捉更加窘迫，已经顿兵宋城之下纠结攻还是走的李成总算等到了朝廷的传诏使者。
教主道君皇帝在诏令中丝毫没有提及李成擅离防区的罪责，反而肯定了其部屡抗同军的功劳，并封其人为右武大夫、英州防御使、淮南西路招捉使。
作为回报，李成则要听从朝廷的调遣，前往淮南西路平灭已经做大的光州民乱。
不想做反贼的李招捉审时度势，坦然接受了朝廷的新任命。
光州地处淮南西路西北角，北有淮水，南有大别山，境内还有南北走向的柴水、黄水、灌水、决水等多条淮河支流，地理环境极为复杂。
正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光州这等山水纵横之地自古就是民风彪悍，历史上曾多次爆发过民乱。
当然，民乱终究是民乱，别看闹起来动辄乱民数万，但甲械稀缺、组织度极低、打仗一窝蜂是通病。
正常情况下，维稳技能点满的赵宋王朝不惧任何民乱，若不是被同军和李成牵制大量兵力，类似光州这种没有政治纲领的突发民乱，朝廷派出数营兵马就可以轻易平定。
但若是错过了最初的平乱良机，等乱民站稳了脚跟，组织度和装备短板逐渐补全后就另当别论了。
因而，对赵宋朝廷来说，驱虎吞狼，调反骨仔李成到光州这等困龙之地平乱，确实不失为解决当前窘境的两全之计。
李成部装备精良，又经历过多次实战考验，对付光州民乱并不是多难的任务。
不过，此战的重点并不是打仗，李成也不是朝廷的忠实走狗。
其人之所以痛快接受朝廷的新任命，就是因为其部太需要一块立足之地了。
因而，再度开拔前，李成便先将召集麾下众将开会统一思想。
其人分析了同宋两国当前形势，认为天下迟早要大乱，好汉子生于世，当借此良机干一番大事业。
但在此之前必须先取得一块立身之地，等乱世来临才能进退自如。
流窜作战和取得根基之地的战法完全不一样，首重军纪，军纪不行，军队再能打都不可能站稳脚跟。
李成要求众将严格约束部下，不得扰民，违者定斩不饶。
其人深知麾下将士人心各异，并没有把话说死。
承诺待打下了光州后，诸部不愿继续服役者可授予田地，就算将来自己败了，这些人也不用担心受到牵连。
随后，其人便严格按照朝廷制定的行军计划，边行军边整顿军纪。
进入光州后，李成并没有仓促出击，而是又在商城镇休整了五日，以继续整顿兵马并打探敌情。
在这里，其人得到了精通政务刑名的本路人才黄文炳投靠。
黄文炳本是无为军通判，当年樊瑞在无为军搞事，其人因尽忠职守“顽抗义师”，一家老小均遭樊瑞所害。
动乱平定后，无为军政治格局重新洗牌。
黄文炳的位置遭人惦记，有人供出其兄黄文烨在樊瑞之乱中曾勾结匪人，证据是贼军数过其家而不入，其人受兄长牵连而落职。
这之后，孑然一身的黄文炳便流落淮南西路各军州，靠卖字画为生。
但其人终究没能彻底熄灭功名之心，一直谋求做事的机会。
李成率军进入光州后就严格约束部众，整顿军纪，做派完全不同于一般官军。
这一点成功引起了黄文炳的注意，其人乃主动入营投靠，并献上破敌之策。
对黄文炳这个突然冒出的淮南人，李成出于本能并不信任，但他也没有拒绝黄文炳的投靠。
原因很简单，其部是由河东和河北人为主体的过江强龙，要想在光州站稳脚跟甚至放眼淮南西路，就不能一味强硬，最好是先接纳部分地头蛇。
经过数次试探，李成基本确认了黄文炳的投靠确属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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