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京东西路燃起战火之后，大同帝国又出兵进犯大宋京西北路滑州进而威胁开封府，同宋两国之间的战争规模进一步升级。
大战将起之时，东京城中的禁军士卒却还在借口闹饷威胁主帅，为避免激化矛盾引发兵变等不可预测的后果，东京留守王黼急招都统制刘延庆回城统军应战。
不消王黼亲自吩咐，刘延庆回到城中后，就立即出面妥善处理好了禁军士卒闹饷的问题。
不管是守，是逃，还是降，大战来临之前东京城中的社会秩序都绝对不能乱，这点算是王黼和刘延庆二人唯一的共识。
除此之外，两人相互防范，再难统一意见。
实际上，经过这次逼战和闹饷事件后，王、刘二人已经正式撕破了脸皮。
王黼身为文官帅臣，天然就凌驾于武将之上，又长期居于朝中，与人争斗的经验极为丰富，即便铁了心要投降大同，也要尽量做得滴水不漏。
其人深知战乱不比平日，官威不如兵权，乃牢牢掌控京营人马调动权，以防范刘延庆狗急跳墙发动兵变，并向临安朝廷上书，弹劾刘延庆纵兵闹饷图谋不轨。
而刘延庆也不是一般军头，自不会闷声不吭背下这口黑锅。
其人也向朝廷上了书，弹劾王黼守御东京的种种诡异行为。
王黼极为狡诈，行事滑不溜秋，让人无从抓住其把柄。
刘延庆虽然一直怀疑王黼会投降大同，却也没有真凭实据。
而且，大宋武将不受文官帅臣节制，还敢告刁状，乃是大忌。
但两人已经撕破脸，就算刘延庆忍辱负重，也别想在王黼这里讨到半点好，索性就将事情闹得更大一些，彻底与其划清界限。
别管有没有王黼投敌的罪证，先泼了脏水再说。
待日后这厮真的投降了大同，凭借这份“政治敏感性和坚定性”，就能抵消刘延庆自己弃城逃跑的罪责。
操作得好的话，还能将自己打造成与叛国贼做坚决斗争的勇士，并借此获得新君的赏识，从而东山再起。
其人还以全力应战为名搬进了军营吃住，无事不出营，有事也只以公文来往，坚决不给王黼发难的机会。
大战将起，东京留守司文武官员不仅不能精诚团结共抗强敌，反而因彼此之间的严重不信任而搞起了对立，还向朝廷告起了御状，将丑事闹得人尽皆知。
收到王黼、刘延庆二人的上书，刚刚拥立新君的临安朝廷官员如同嗅到了鲜血的蚊蝇，立即兴奋起来，纷纷就此事上书言事。
先是有人就事论事，弹劾刘延庆骄纵跋扈不受节制，必须严惩；
又指责王黼驭下无术，连一个军头都收拾不了，愧为三师重臣。
此论貌似各打五十大板，看起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实际却是意有所指，绝不是为了和稀泥息事宁人。
果不其然，很快就有官员接过这个话题，并以话术手段转移矛盾，将王黼、刘延庆二人帅将不和的问题原因归咎于东京留守司机构设置不合理。
须知道，迁都临安是前任皇帝赵佶的提议，设置东京留守司也是道君不顾群臣反对一意孤行的结果。
也就是说，朝臣们针对东京留守司将帅失和之事的讨论已经转变了风向，斗争的矛头不经意间便指向了太上皇赵佶，正是因为其人所用非人才有今日之乱。
在尊尊亲亲的封建君权时代，君父的尊严高于一切，就算知道太上皇实际啥都不是，明面上也绝对不能承认这一点。
除非有臣子发了疯，不然绝不敢蛊惑天子收拾自家老子。
所以，东京留守司机构设置不合理之论的真实目标并不是赵佶，而是其人的亲信。
只有拿掉了这些人，新官家才能彻底坐稳江山，上窜下跳搞事的小臣子们也才能上位分果果。
没能追随太上皇南幸的道君宠臣也不是傻子，自然能看透这些人的真实谋算，性命攸关，如何敢放纵朝中这股暗流。
道君宠臣们立即以大敌当前，朝中却有小人欲要自乱阵脚其心可诛为由进行坚决反击，力劝天子一定要明辨是非，切勿为奸臣所蒙蔽，行敌人快而臣民痛之事。
大宋朝堂的党争持续了近百年，利益各方政治斗争的经验都非常丰富。
进攻方眼见有人主动跳出来承接火力，不仅不慌，反而更加来劲。
这些人的奏书开始指向具体的人和事，公开指责奸臣相互勾结，蒙蔽圣听欺压群臣，才会致天下祸乱于此。
当此两国大战之时，朝廷绝不能息事宁人和稀泥，唯有严厉惩治这些欺上瞒下的作恶奸臣，才能聚拢天下人心共保大宋江山。
如此，不到两天的时间，由东京留守司将帅失和相互弹劾引发的朝堂争论，就在群臣的刻意为之下彻底偏离的方向，变成了皇太子即位后的第一波政争。
至于朝廷这个时候本来应该关心的东京留守司问题如何处理，同宋两国即将扩大的战争如何应对等问题，则被利益之争高于一切的朝臣们选择性的忽略掉了。
而本应该充当政争主持者和裁决者的天子赵桓却安坐御塌，基本不发表个人的意见，似乎尽力扮演着百事不通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新君形象。
天子不表态，就是默认政争的力度还不够。
该弹劾的事，想惩治的人，要重新分配的利益等等，之前的政争中都没有提到，或者提到了却浅尝辄止，没有达到天子想要的效果，还要继续加大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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