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军对临安城发起攻击后，徐泽令李忠驱使战俘拆寨填河的同时，也没有让本该做这个的工程营闲着。
简易的推土小车和运土筐在紧张的战场上很容易损坏，需求量很大，要不停地制作。
而初步压制住守军的反击后，工程营还在紧靠护城河处修建了数座拥有简易防护墙的射击土台，以此抵消守军拥有城墙的高度优势。
除此之外，工程营还在临安城的东、西、北三面各搭建了一座高于城墙的木质望楼，以随时观察城中动向。
赵桓被赶回去之后，临安城内后半夜一直很平静，并没有爆发动乱的迹象。
但到了次日大早，徐泽却主动打破平静，命令炮营恢复对守军的炮击。
理由很简单：宋军昨日深夜偷袭了同军。
昨日因战局不利，赵宋君臣担心城破后受到清算，罢免了强硬主战的尚书右丞李纲，继任的蔡懋全力配合朝廷乞和，下令守军严禁反击，违者“皆杖之”。
前往同营乞和的大宋首相李邦彦向正乾皇帝汇报了这一情况，以示乞和的诚意。
李纲复职后，更正了蔡懋不准抵抗的错误命令，以厚赏鼓励守卒打击一直填河不停的同军。
宋军整体上确实士气极度低下，畏惧同军入骨不假。
但再懦弱的群体中也不乏个别不畏强者的勇士，临安城中有军民数十万，同样也不会缺少敢于攻击同军的血性汉子。
因而，在李纲命令坚决反击并许以厚赏后，还是有一些血性尚在的宋兵趁着夜幕掩护抽冷子来一下。
在这次偷袭中，宋军首次使用了秘密武器“火箭弹”。
自然不是后世那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其实就是以特制重弩射出装有火药特制弩矢，部分火药用于弩矢推进，部分爆炸伤人。
这种武器在深夜里制造的声势相当惊人，实际威力却有限，对防护严密的同军官兵造成的伤亡并不大。
但对运土填河的战俘干扰却不小，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除此之外，正乾皇帝命令炮营恢复炮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催促磨磨蹭蹭的赵宋勤王主力赶紧入场。
赵宋毕竟是立国一百六十余载的王朝，危难关头并不缺乏舍身报国的忠臣义士，或者与朝廷利益紧密捆绑而不得不绝地反击的利益集团。
正常情况下，临安朝廷能够等来的勤王兵马主要有三个方向：
其一，陕西诸路精兵。
西军原本是赵宋最强军事力量，编制人数也仅次于京营禁军。
这些年来，西军在对夏、对同作战中屡遭败绩，损伤惨重，精锐兵马去了大半。
但赵宋朝廷对陕西诸路的钱粮输送并没有大幅削减，受损的兵马编制基本恢复。
总体而言，西军依然是赵宋最强的战力，也是当之无愧的勤王第一序列。
其二，南阳府东面的两淮路。
自李子义祸乱京东路后，宋廷就在两淮路部署了重兵，以防备贼人截断东南漕运，进而继续南下控制财赋重地江南。
即便后来徐泽公开造反并在燕京建国，大同军事重心北移，在京东东路的力量相对削弱，宋廷也没敢放松对两淮路的军事力量投入。
现在的情况是同军已经开始大举进攻南阳，大宋扛不住这波就得灭国，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应付了眼前危局再说。
其三，南阳府南面的荆湖北路和江南西路。
大宋立国后，西、北两面便长期承受巨大的边防压力，原的本策略一直是以南粮养北兵。
为了钱粮富足之地有人拥兵作乱，包括荆湖北路在内的江南诸路和蜀地广袤的国土，一直都没有重兵防守。
但随着京东、河北、河东等路相继丢失，大宋王朝的防御重心一再南移，而不得不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开始编练相对孱弱的南兵了。
赵佶决定迁都南阳后，在荆湖北路和江南西路两路一次性就增加了一百个禁军指挥的编制。
南卒确实没有北兵悍勇，但江南诸军自扩编后就一直没有与同军交过手，反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惧同心理普遍没有北兵严重，未尝没有一战之力。
除了必要的留守人员，仅这三个方向最大可聚集二十万左右的勤王大军。
再加上各地响应勤王诏自募军队的“义民”武装，与死守坚城的京营兵马相互配合，不敢说一定能打赢同军，起码和谈时更有底气一些。
可惜，这些只是理论上数据。
现实的情况却是为了实现以战争手段摧毁更多的陈腐势力的目的，徐泽提前大半年时间就故意泄露了即将用兵赵宋的信息，以让后者调集力量做好战争准备。
但赵宋朝廷的应对却极其迟钝，除了迁都临安避敌外，赵宋君臣一直都是被形势推着走，根本谈不上主动应对。
因而，当徐泽发动讨宋之战，赵宋王朝从朝廷到地方都乱作一团。
以勤王之事而言，尽管教主道君皇帝在甩锅给赵桓跑路之前就下达了勤王诏，但各地兵马的反应速度和勤王决心并不一致。
如辛兴宗和李孝忠这等勤王诏下发之后就立即起兵响应者，其实只是极少数。
更多的人或者已经完成开拔，却走一程歇一阵。
甚至，有不少兵马已经走到了相距南阳府只有三四百里的地方，仍要再歇一歇，借口很正当——等待后续勤王大军，坚决不给同军逐个击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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