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太宗皇帝赵光义灭掉北汉后，不顾众臣反对，强行北伐，硬是将开国精锐兵马大半葬送于高粱河。
七年后，其人又趁着辽国新君初立内部不稳之机，再命三路大军北伐。
结果，还是惨败。
此后，宋辽两国攻守易势。
这期间，白藤江之战交趾独立，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战党项坐大，蜀地又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严重打击了赵光义的个人威望。
为了自己的帝位稳固，其人只能不断强化守内虚外和以文驭武的国策，逐步削夺军头的权力，使得向来有造反传统的军队战力尽废，再无法对赵氏江山造成严重威胁。
等到赵光义死去，大辽为报复大宋屡次兴进犯而大举南下时，大宋军力不振的问题便显露无疑。
辽军连战连捷，凿穿了河北路，兵锋直抵澶州（即后来的开德府）濮阳县城下。
危急之时，集贤殿大学士同平章事寇准的力劝真宗皇帝赵恒御驾亲征，宋军士气复振，守住了摇摇欲坠的防线。
辽军则因孤军深入，战线拉得过长补给困难，又攻击守阻，情况相当不妙。
不过，宋军虽然主场作战，而且人数比敌人更多，却是守城有余攻击不足，想赶走战力强悍的辽军同样不容易。
辽国承天太后萧绰意识到继续对抗下去于两国都不利，乃主动释放和谈的善意，最终与大宋达成澶渊之盟。
从此，两国结束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状态，并开启了此后一百多年的和平时代。
宋辽两国签订盟约后，辽军主力如约班师回朝。
但一些随主力南下的部族武装还没有捞够钱财不愿意就这样走，仍赖在河北各地劫掠，赵宋朝廷乃以大军“护送”。
如今，同宋两国签约后，正乾皇帝就立即分批退兵，却又沿途招揽官吏百姓，严重扰乱了各地社会秩序，与当年辽人南下时情景看起来有几分类似。
李纲以澶渊之盟旧事上书，实际是建议皇帝派大军驱逐行动拖拖拉拉的同军，必要时打几场反攻，如果能够趁机夺回失地那自然再好不过。
同军这次入侵来势极为凶猛，眼看就要攻破大宋国都临安城，赵桓冒险出城见了徐泽一面，才乞求对方放过自己一马。
现在，局面占优的正乾皇帝主动撤军，赵桓好不容易才松了一口气，打心底里不愿再招惹强大的同军。
两国议和之后，其人便听取了部分臣子的建议，下诏追封范仲淹为魏国公，追赠司马光太师、张商英太保，并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
此诏绝非小事，而是对道君二十多年残酷打压正派士大夫的拨乱反正，代表着大宋朝政将要再次由新到旧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极为强烈的政治信号。
诏令一下，众多正派臣子就争相上表为皇帝歌功颂德。
同军尚未退去，赵桓便被臣子们捧到了挽救江山社稷和百年国运的神坛。
其实，赵官家并没有这么复杂的想法。
其人只是单纯地认为自家老子信用新党开启党禁，才致大宋江山残破到如今这一步，也让朝野内外对他骂声一片。
既然新党解决不了大宋的问题，那便让旧党再次出来执政。
亲贤臣远小人能不能治好国，暂时不知道，但至少能让他落个“好皇帝”的名声。
其实，绝大部分能力超群抱负远大的君主并不在乎臣子们对自己的评价。
君与臣，本就是对立又合作的主从关系，君主的抱负应该是名垂千古的历史功业，而非非狗屁不是的士林舆论。
但对赵桓这等根基浅薄的又缺乏政治手腕的皇帝来说，士林舆论就非常重要。
没有“真正的贤臣”支持，一帮尚未出仕的太学生就能以舆论裹挟民意，对其指手画脚，甚至肆意屠杀传诏内侍，并逼迫皇帝任用他们认为必须重用的贤臣。
现在，天子刚刚下达追封旧党魁首的诏书，就立即受到大批臣子的拥护。
这种拥护不仅是口头上的叫好，还有实实在在的利益交换——部分臣子便上书请求天子惩处暴民重振朝纲。
这正是赵桓需要的舆论，其人当即顺应民心，诏诛当日士民暴动杀死内侍的为首者，并禁士民伏阙上书，废除因战争需要向百姓敞开的苑囿宫观之令。
如此，君臣各取所需上下一心时，李纲却建议追击同军。
赵桓担心由此招致急于稳定内部的群臣反对，拿不定主意，只能向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军帅种师道征询意见。
种师道刚刚进京就碰到这摊子烂事，除了在心底问候屌毬不懂还他娘尽瞎指挥的李纲祖宗十八代，还能有什么意见？
当年辽军南下，是异族入侵，是低贱的胡人践踏高贵的汉人。
大宋禁军虽然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可沦陷区河北各地军民却没有放弃，针对契丹人的反抗和袭扰一直没停止过。
辽军孤军深入，攻击受挫后路又不稳，补给都成了大难题，这也是辽人明明局面占优，却在受阻于濮阳后果断议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澶渊之盟签订后，宋军有民心依靠，北上收复失地就相对比较简单，一路上实际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可以说是真的“护送”辽军离境。
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和当年差不多，实际完全不一样。
大同帝国不仅不是异族政权，还极善于收买人心，控制新收复之地很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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