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钺，有鸩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
每一个登入政事堂拜相者，都是到达人臣巅峰，虽然品级不是最高，但职权却已经是最重。
大唐如今有三种重要的会议，分别为朝议、廷议、政事堂会议。朝议为百官参朝，皇帝临朝时与百官商议。朝议又分为大朝和常朝，大朝是凡在京文武官员皆参加，而常参则是以五品以上职事京官和八品以上供奉官参与。
朝议一般都是商议军务大事为主。
而廷议则是由宰相主持，上自文武大臣、六部尚书、九卿诸监，下至侍郎、御史等皆可参加廷议。
政事堂会议，则只有宰相才能参加。
真论起来，其实这三种会议的重要性，其实依次是政事堂会议、廷议，然后才是由皇帝临朝的朝议。
盖军国大事，其实都是由政事堂宰相集议而定。
政事堂十一位宰相，名义上是不论本品高低，都是权力一样。但实际上，则又实行轮流执政事笔制度，每名宰相执政事笔十天，执政事笔时要在政事堂当值守堂。
轮到执政事笔的宰相，实际上承担轮值留守、主持会议、会议记录等权责。
做为主持者，有权召集宰相们举行会议，并有权把会议过程和结果记录下来，并上呈皇帝。
说白了，这其实类似于后世的常委会，这个主持人其实就相当于书记了。表明上常委会上大家一辈平，一人一票，可实际上书记才有资格召集会议，书记也才有资格是否形成会议决议。
比如有些事情，如果讨论的结果不好，那么他可以不形成会议结果，可以说下次再议，那么事情就没形成最终结果，更不用表决。
因此说政事堂上，宰相们虽然一人一票，但是那个轮值执政事笔的宰相，其实轮值的时候，权柄更大一些。
而每人轮流执政事笔十天这个制度，又避免某一个宰相借这个权力把持政事堂，平衡了宰相们之间的权力。
李绩一上来就把事情定了个基调。
李逍外放是贬官，这小王八蛋最近犯了不少事，惹了些乱子，那们得惩戒他，把他扔到几千里的海外去当个刺史算了。
这作派，就跟熊孩子惹了事，家长先把孩子揍一顿，然后别人反倒不好过于怎么指责是一样的。
能进入政事堂的都是人精，虽然也有如李义府这样皇帝潜邸旧臣，本身其实资历低，官阶低，但既然能进来，那也是有自己的一套的。
而如御史大夫宇文节这样的老不死，虽然说老，可却不是老糊涂而是老油条了。
现在政事堂十一个宰相，李绩那是三朝元老，太宗留下的顾命大臣就剩下他一个了，还是山东集团的扛把子，皇帝对他又那么信任，本身还有着替皇帝把长孙无忌等关陇元老派赶下台的大功，谁会跟这位对着干呢。
反正不过是个李阿三而已，他得罪的那也是五姓七家，是皇亲国戚，而他们这些宰相里，也就个崔敦礼是五姓出身，其它的可不是。
侍中、江夏郡王李道宗也开口道，“那小子最近是闹的有些过份了，现在好多人都在弹劾李逍，搞风搞雨，这长安城似乎都容不下这小子了。把他踢出长安，扔到百济去正好眼不见心不烦。”
江夏郡王李道宗是如今朝中关陇集团的代表，长孙无忌下台之后，起复回朝的李道宗出任中书侍郎之职，现在改任门下高官官，与李绩算是形成了各执一省的平衡局面。
而李道宗一开口也是跟李绩态度一致，都是明则骂李逍，可实际上满满都是护犊子态度。
李绩把李逍当成自家后辈子侄，李道宗呢则是把李绩视做关陇子弟，都认作是自己人，尤其是李逍虽然爱闯祸，可这小子很有潜力，在皇帝面前有特别的魅力，办事也很厉害，这样有潜力的小子自然得多加爱护的。
门下侍郎李义府和中书侍郎许敬宗俩人都是笑呵呵的点头，反正李逍又没触犯他们的利益，何必为了这么个无足轻重的人去得罪李绩和李道宗两巨头呢，更何况这个事情本身后面还是皇帝的态度，听说连武昭仪都要保李逍呢。
中书侍郎来济和门下侍郎杜正伦则是面无表情，并不开口。
新入堂拜相的秘书监郭正一、礼部尚书岑长倩、户部尚书郭待举三个也都没开口，他们都是在长孙无忌等元老派下野后才提拔的官员，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资格。
属于年轻一代的宰相，在政事堂里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话语权。
看到这种一片和谐的气氛，崔敦礼不太高兴了。
做为吏部尚书，那是六部尚书之首。
唐开始时是吏礼兵民（户部）刑工，唐太宗是改为吏礼民（户）兵刑工，高宗继位为避太宗讳，始改民部为户部。
以吏部尚书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实际上已经是比尚书省的长官左右仆射级别还高。
做为博陵崔氏的家主，崔敦礼也算是旧士族在朝中的代表，是皇帝平衡旧士族给的安排。
别人对李逍都无所谓，可崔敦礼却不肯忍。
李逍闹来闹去，那是在不断的打整个五姓七宗为代表的旧士族脸面，甚至可以说是把他们的脸面放在地上践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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