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久，潘佑面色平静了下来，看着得意洋洋的党进，扶着马鞍下得马来，上前几步，执鞭向党进躬身一礼：“党侯深明大义，本使佩服，倘能积极配合官府施政，本使感激不尽，莫说乘马而来，就是步行履至，以表敬意，也是应该的。”
潘佑脸色的变幻不定，让党进看得十分舒心，但见其迅速调整过心态，做出这番表现，也不免讶然。再度认真地打量了他两眼，党进不无嘲弄地感慨道：“老夫是看走眼了！潘使君果然是个人物，竟有如此器量！”
潘佑淡淡一笑，侧过身体，冲随行的一干僚属道：“党侯已经发话了，尔等便好生把土地清丈一番，一定要丈量清楚，别辜负了党侯一番心意！”
说着，又冲阳翟知县吩咐道：“把你县衙可用之人都叫上，本使就在阳翟，等着结果！”
“是！”
默默地看着潘佑发号施令，党进老眼之中尽是默然，待其回过头来，也冲后边摆摆手。很快，便又从庄内走出一波人，有序地站到党进身后，乌泱泱一片，约有七八十人之多。
在潘佑意外的眼神中，党进淡淡然地吩咐道：“官府要清丈土地，尔等便好生配合，把你们的土地数目搞清楚，不要少了，也不要多了，今后纳税，就按新税条制来......”
“是！”一干人应道，声音整齐而洪亮，就像是在听取军令一般。
而随着党进这番吩咐，潘佑也立刻反应过来这是作何打算了，这党家，是早有计较啊。
政策有千条，下边应对的办法也有千种，大汉可从来不缺聪明人。随着税改政策确定，并逐步推行，既得利益者们在意识到势不可改之后，便果断采取一些迂回的办法，以减少损失。
隐匿土地是一个普遍的做法，但并不高明，毕竟若真要查，是藏不住的。于是，很多人都开始在新税制上想办法，试图从既定规则中寻找漏洞，并利用之止损。
而在新税制下，还真有那么一个比较明显的空子可钻，以土地数量分等纳税的规则下，拥有土地越多，需缴地税越重。如此一来，将自己在册土地数量减少，是一个不错的避税办法，既在规则之下，可行性也高。
于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京畿、河南、江南、榆林这四个先期进行税改的道内，那些地主们，不约而同地做着一件事，在官府清丈土地的过程中，紧急操作，在保留一定的土地情况下，将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族人、扈从以及佃民。并且，很极限地把每户田地控制在60亩、100亩、150亩、200亩这些分税标准下。
这几乎是一条光明正大的合理避税办法，而可以想见的是，土地虽然分出去了，但其实际控制权，显然还在那些权贵、地主、豪强手里，根本不怕丧失，毕竟作为豪强，最基本的素质便在地方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上。
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心知肚明，但并没有阻止的意思。潘佑在察其状况后，很是不满，觉得让地主们这么搞，朝廷将损失一笔不小的税收进项。因此，果断下令，禁止京畿道土地的“赠予及转让”。
这道命令，自然引起了广大地主阶层的不满，纷扰一直上传到朝廷，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默认这件事。
理由也很简单，这样的做法，并不违规，没有背离新制。用一些名流郡望的话来说，没偷没抢，还配合朝廷施政，土地是他们的，怎么处置也是他们的自由，你潘佑不许，也太霸道了。
朝廷既然制定分等纳税的规则，就给了人家如此操作的余地，朝廷为税收，固然可以颁布禁令，但一方面清查土地所有权的难度摆在那里，赵普就始终秉持一点原则，政策越简单、越易理解、越易执行越好。另一方面，也不能服众。
当然，服不服众也是次要的，关键在于，朝廷推行新制，目的在于改变税收性质以及计税依据，在于去人税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广大农民的负担。
至于土地的所有权，并不是重点，毕竟，不管其所属，土地就在那里，税制标准也很明确，有多少地，纳多少税。
而大地主们通过转移所有权以避税的做法，固然会给朝廷的税收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属于合理避税，在规则之下。规矩是朝廷制定的，自然要维护，除非，朝廷改变现行规则，彻底禁止土地买卖流通，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比税改还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预见一点，那就是今后大汉有很大一部分土地经营者，除了要缴纳朝廷的正税之外，还需要向老地主们上交一定的“份子钱”。
至于交多少，就看他们私下里的约定了。而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地方上基于土地的人身依附，将更加严重。
对于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而言，新税制是友好的，比起两税制，他们每年需缴的税赋是实在下降的，负担是大大减轻的。
但对于那些带有“佃户”性质的小农小户而言，却不一定了，朝廷的正税按土地数目来，而地主们私税，就看地主的“良心”了，但封建地主的良心，又如何经得起这等考验。
对于这部分农民而言，若是遇到过分贪婪的主家，双重税赋之下，其负担可想而知，新的土地矛盾，又将滋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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