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值得担心的是，就是有人弄虚作假，给予那些本不够资格的酒户酿酒资格。关于这方面，检察院、警署都会进行相关抽查的，同时酒户也会相互监督。河中府就有酒户检举过其它酒户。
其中一旦有人弄虚作假，伤害的就是那些正当酒户的权益。”
赵拚稍稍点头，心想，这小子比我们想得还要周全。
富弼接着道：“张检控可有考虑到，榷酒制和榷曲制，同样也涉及到不少人的权益，比如曲院的酒匠，如果改为酒税制，那这些人又该怎么办？”
张斐道：“关于这一点，下官认为朝廷可以去参考河中府的一些政策，河中府当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朝廷长期施行榷曲制，使得许多酒楼就缺乏熟悉酿造酒曲的酒匠。
因此河中府在改革酒税的时候，是将当地的曲院拆分开来，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与当地的商人合作，成立一个个酿曲作坊。
当地的酒匠并没有因此丢失生计，反而赚得比之前更多，他们的工钱至少翻得一番。”
富弼问道：“可是在你的法案中，并未提及这一点。”
张斐回答道：“因为这完全是属行政政策，我只能提供一些证据，一些建议，但不能写入法案中。”
富弼沉吟片刻，心道，看来目前为止，还是只有他真正能够做到政法分离。又道：“你方才提到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与当地商人合作，这与榷曲制又有何区别？”
张斐回答道：“一个是行政司法规定，遵循的是朝廷政令。而令一个是商业契约约定，遵从的是契约原则。
“就算如此。为什么提举常平司不直接与商人合作？”富弼又问道。
张斐回答道：“因为如果一方是官府，而另一方是民间作坊，直接合作的话，这会令商人感到不安，因为双方的地位本就不平等，这是很难成功的。
但是通过解库铺与商人合作，就变成商人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一切都将遵从契约约定，公检法也是能够更好地介入。
而这在份约定中，提举常平司并没有决策权和管理权，就只是享受盈利，真正去运作这个作坊的还是商人，而且是允许其他人商人与之竞争的。”
富弼又问道：“既然你认为，朝廷在酒制方面，应该是以收税为主，那为什么还要让提举常平司掺合进去。”
张斐回答道：“富公似乎对此有所误会，不是我允许与否，我没有这权力。提举常平司为什么不直接与商人合作，那是在于他们自己认为这做不到，没有商人敢与他们合作，而不是我们公检法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下官虽然身为河中府的大庭长，但没有这方面的权力。
当时的具体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河中府酒税存在着很多问题，是非常腐败，导致百姓和国家的利益都受到损失，于是下官基于法制之法，扞卫国家、君主和百姓的利益，从而规范了契约原则，商税则例。
然后提举常平司根据皇庭颁布的法律，做出这方面的调整。
当时官府那边既得顾忌那些酒匠的生计，又希望财政继续增长，当然，如果在坐的各位认为，这么做是官府不愿意放弃酒曲的利润，也不能说是错。
总之，基于这些原因，他们才会决定通过解库铺与商人进行合作。
我们河中府皇庭无意干预，官府怎么运作。再说回这个法案，检察院方面只是要求改为税制，只不过富公方才提出这个问题，下官就只是拿河中府为例，因为河中府政绩非常不错。
如果朝廷有更好的办法，也是可行的，这是两回事。”
在坐的人这才恍然大悟，提举常平司是王安石弄得，当时是元绛根据公检法的情况，迫于无奈，才对政策进行调整。
想到王安石，司马光突然灵光一闪，道：“但身为检控官，不知你以为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去做买卖，对于其他商人是否公平？”
在场的商人，皆是频频点头。
到底是朝廷的买卖，对咱们来说就是不公平啊！
而且他们中不少人都知道，河中府的酒曲还是被官府垄断，是允许竞争，但别人没法竞争啊！
张斐道：“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是公平的。如果当时朝廷放任不管，直接改为税制，不但对那些酒匠不公平，而且还会引发缺少酒曲的恐慌，由朝廷来主导，慢慢改变，这是非常正确的。”
司马光追问道：“但你并未直接回答，对于那些商人是否公平？还是说，这只是一个过渡期，到时朝廷还是全部会交予商人？”
张斐道：“是不是一个过渡期，我并不知道，因为这不是大庭长或者检控官能够主导的，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对于商人，我认为这是相对公平的。
在榷曲制的情况下，酒户是无法酿造酒曲的，必须要从官府手中购得。而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与商人合作酿造酒曲，就不是说酒户非得从这家作坊购买。
如果说某个酒户酿造酒曲，又好又便宜，京城酒楼都会上他家购买。这是非常公平的，也不带有任何强制性。
经过上回调整酒税，民间已经出现专门酿造果酒曲作坊。
这也是为什么，提举常平司并不掌控酒坊的运作，只是分得利润，就是怕自己干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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