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斌与董杏儿两人说说笑笑，慢慢来到了大营附近，已与几波斥候打过招呼，郭斌便翻身上马，招呼董杏儿一同飞驰入营。待安排她返回越骑营所在营垒，郭斌便往皇甫嵩帅帐奔去。营中不得纵马，否则郭斌早就直接策马前往了。
张角之死，兹事体大，直接关系到官军与黄巾军的力量对比，郭斌必须要及时报告给皇甫嵩。而且，他也提醒过褚燕了，要他劝降广宗城内的十五万黄巾军。否则张角已死，黄巾军群龙无首，指挥定然错乱。官军若再乘势攻城，则广宗城势必被顺势攻下，届时十五万黄巾军精锐死战，双方伤亡势必极为惨重。
历史上，皇甫嵩受命前来攻打广宗时，恰逢张角病死，起义军失其统帅，士气受挫。在此不利形势下，张梁继续率义军与皇甫嵩激战。黄巾军部众精勇，皇甫嵩围攻一月有余，仍不能胜，作战持续到十月，黄巾军因接连击败卢植、董卓，皇甫嵩也久攻不下而戒备松懈。皇甫嵩乘机于夜勒兵，鸡鸣出兵，突袭黄巾军阵地。黄巾军仓猝应战，大战至午，遂被击溃。张梁战死，3万人被杀，5万余人赴河而亡。皇甫嵩入广宗，悉虏义军家属，焚烧大批辎重，将张角“剖棺戳尸，传首京师”。
这在《后汉书》中均有记载，十五万精锐黄巾士兵，竟然阵亡了八万人，其余或者逃散，或者被俘。这十五万人都是久经战阵的，连东征西讨、败匈奴、破西羌的大汉官军主力都奈何不得他们，可见其战斗力之强。
然而，历史上这一战胜利的意义也是非同小可的。广宗之战是汉朝末年、三国前期具有重要转折性的战役之一，黄巾军的主力在此被消灭殆尽，虽然史料上记载并不详实，但可以看出，此役无疑是三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只看历史上长社之战和广宗之战两场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战役，皆为皇甫嵩指挥的，便可看出战后皇甫嵩在朝中的威望。他是真正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国之功臣，使得东汉末年的和平时期又延长到了汉灵帝刘宏去世，也就是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以今年是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计算，皇甫嵩将四百年大汉的基业延长了五年。而五年后的变乱，虽然看起来乱得很，实际上却是中央权力斗争的结果，外戚与文官阶层联合对抗宦官，才是其直接原因。
虽然如此，黄巾之乱进入尾声，是不争的事实，郭斌想要做的，就是尽量即将黄巾军给汉民族带来的伤害减到最小。魏晋之后之所以出现五胡乱华，北方的游牧民族进入长城，对中原地区的经济、人口和基础设施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其根本原因便是中原混战造成汉民族人口急剧减少。
既然黄巾之乱已经发生，其对中原地区的破坏已然造成，郭斌目前的主要目标便是止损了。不只是为这个腐朽堕落的王朝止损，更是为大汉民族止损。只有此时努力止损，才有可能避免魏晋之后的崩盘。
在此之前，包括汉朝末年，中原王朝都是处在压着周边少数民族打的地位，因为其文化的先进、经济的发达、人口的繁盛以及军事力量的强大。而魏晋之后直到隋唐，中原的汉民族王朝才又一次站立起来，而这中间经历了近四百年遭受蹂躏，异族入侵的悲惨。
长社之战后，郭斌将二十万黄巾俘虏的性命救下来，将他们发配到北方边境筑城，便是止损的手段之一。
然而，黄巾之乱的危害毕竟已经造成了。这种危害不仅是大汉王朝官军与黄巾军的人员伤亡，及其导致的大汉民族的人口损失，这些仅仅是最表层的。黄巾之乱带给大汉王朝最大的危害，是改变了从上到下固有的权力分配模式。
黄巾之乱的突然爆发，导致东汉政府措手不及，为了剿灭各地的黄巾军，也为了弥补官军数量不足的劣势，朝廷命令各州郡准备作战、训练士兵、整点武器、召集义军。正是这一道诏令，导致了在黄巾乱起之后，中原各地涌出了大大小小极多的义军。
这些义军，原本可能是作为地方豪门大族的部曲的，有的是像刘备这样受到富商资助的豪侠聚集起来的士兵。通过朝廷这一道诏令，豪门大族的部曲变成了朝廷认可的“义军”，而像刘备这样江湖出身的豪侠，大多数则因战后无力支付士兵的薪酬，而不得不将其遣散。因此，黄巾之乱虽然破灭了无数的地主豪强，其最大作用却是加速了幸存的地方豪门大族力量的积聚。
这些地方豪强，小者称霸县中，大者祸乱天下。这种干弱枝强的局面一旦形成，便是不可逆的，会逐渐以滚雪球的方式将其进一步扩大。最后的形成期便是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的“废史立牧”事件。
所谓“废史立牧”，是时任太常的刘焉向汉灵帝建言提议用宗室、重臣为州牧，在地方上凌驾于刺史、太守之上，独揽大权以安定百姓。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但是结果却造成了各地割据军阀的形成，包括刘焉在内的州牧上任后基本就不再受朝廷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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