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避讳地说，黄巾之乱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又或者是军事上，都给予东汉王朝极为沉重的打击。
在经济上，它攻城略地，开府库，杀豪族，开仓放粮，并造成了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减少，将中原经济破坏得一塌糊涂。另外，因为黄巾之乱的影响，导致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许多豪门大户举家南下，在向南方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大量劳动人口的同时，固然使得南方地区得到了开发，却也令中原人口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在军事上，黄巾军杀县令，对抗官军，甚至差一点儿便完成了对东都洛阳的围攻，将东汉王朝覆灭。虽然最终被压制下去，可是同时也将朝廷所掌控的官军不堪一战的现状暴露无疑，京师之中一夕三惊，天下震动。
在政治上，由于黄巾之乱的平定，靠得多是各地豪门组织的部曲，尤其是在广宗之战后，各地山贼并起，中央军既要应对羌人作乱，还要震慑京畿，地方的治安便全要靠着各地郡守县令所召集的豪族的部曲私军和他们手中原本掌控的郡县杂兵、衙役了。
各地郡县的杂兵、衙役和豪族的部曲，承担了维护地区治安的重任，在地方上逐渐积累民望，形成其统治地方的政治资本。而朝廷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维持地方稳定，也为了减少中央的财政支出，对于这种情况是持默许态度的，甚至还会着力培养在地方上的亲信之人，郭斌便是最好的例子。
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黄巾之乱只是诱因，各地豪强为了少交赋税而长期隐瞒户口、田产，造成中央财政收入的大幅度缩减，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种由军事而政治的影响力，使得东汉王朝的中央集权逐渐衰弱，而地方分权一步步增强，枝强干弱，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说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说的是汉朝末年地方势力的强盛。历史上无论是公孙瓒还是曹操，都可打得乌桓人狼奔豕突，屁滚尿流，这就是东汉末年强横的地方势力。这种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在即将灭亡的前夕还能对周边的骑马民族如此强势的现象，除了东汉末年，在郭斌的印象中从没有出现过。
而交州的情况，较之天下其他的州，便有些特殊了。
历史上，秦始皇征发赘婿、闾左之人攻取岭南，后来赵佗建立南越国。楚汉之争后，刘邦建立汉朝，赵佗归附，成为西汉的附属国。后来南越国叛乱，公元前一百一十一年被武帝派人平灭。东汉初年，交趾复叛，光武帝以马援为伏波将军，两次平定岭南叛乱。
可以说，因为地理位置遥远，交通不便，中央政府对岭南的控制力相较于其他的州部是很弱的。再加上汉朝还没有异地为官的规矩，一旦形成根深蒂固、势力庞大的豪门士族，岭南便面临着分裂割据的危险。在对于中央政府的认同感上，岭南是明显要弱于其他地区的。
在南下之前，郭斌早已得到了岭南的一些消息，朱符与朱儁的父子关系，是无论如何亦遮掩不过去的。况且，朱儁之所以能够在黄巾之乱起时担任右中郎将，掌控朝廷的一路大军，还是因为他为官的资历。
当初，交州群盗并起，州牧、郡守软弱无能，不能禁止。另外，交趾的梁龙率众万人，和南海太守孔芝一起反叛，攻破郡县。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朝廷任命朱儁为交州刺史，前往平叛。朱儁受到任命，回到本郡检选家兵，调发士众，得五千人，分两路直奔交趾。到州界后，朱儁整束兵众，屯驻不动，派使者到南海郡察看虚实，宣扬威德，以震慑敌人之心。接着调集七郡兵士，一齐进逼，终于斩杀了梁龙，逼降几万人，旬月之间，州郡平定。朝廷论功行赏，封他为都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赐黄金五十斤，并征他入朝任谏议大夫。
正是因为朱儁有着这平定交州叛乱的大功，才被朝中众公卿看重，才能以寒门出身而得担当一路统帅，最终以平定黄巾之乱有功而得封右车骑将军。而朱符所以能得任交州刺史，自然是有朱儁的关系在里面，朱儁在交州广有德望，声名极盛，朝廷派遣朱符来此，想也是为了镇住这岭南的大小豪族。
郭斌心中暗道：“朱符以交州刺史的身份大肆聚敛粮食，征募军队，有多大程度上是为了震慑地方，又有多大程度上是觉得天高皇帝远，想要做一番大事业呢？”
作为阴谋论者，郭斌在将人想得复杂的同时，还会将事情往坏处想。什么事情，不都是要往好处做，往坏处打算吗？因此，郭斌此时正一肚子腹黑地分析朱符这一番作为背后的目的。他若真的有割据称王的野心，郭斌一行此番南下，还真是有点儿麻烦了。
不过，这种想法随即便给郭斌压了下来，便是朱儁的帅帐，他都敢围，还能怕了他的儿子？当初朱儁帐下几万大军，又是名正言顺的大军统帅，位高而权重，郭斌就敢率领几百部曲将其帅帐围住，逼其就范，如今朱符便是招募了几千交州的乡勇，又如何能瞧在郭斌眼中？要知道，此时的郭斌早已不是初抵贵境时那个小屌 丝了，两年的东汉生活已经使他熟悉了此时的社会规则，一年多的戎马生涯和宦海浮沉，更是使得他杀伐果断，坚决刚毅。此时的郭斌性格有了极大的改变，其心智之坚毅，行动之果敢，隐隐然已有了几分称霸一方的枭雄之姿，又岂是能被轻易吓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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