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其人并不是临时起意才决定逃跑。
早在五年前大宋兵败大名府，紧接着同军南下威胁开封府时，赵佶就生出过甩锅给皇太子的想法。
只是，彼时徐泽急欲稳定还没有正式收入囊中的河北路，不愿继续扩大战争规模导致形势失去控制。
其人接连通过王禀、童贯等人释放愿意与大宋朝廷和谈的善意，使得赵佶这次南逃计划没有付诸行动便放弃了。
大同建国后，徐泽以大宋擅自招诱本国百姓为由，带兵南下再次威胁开封府。
赵佶又一次生出了弃城而走的想法。
不过，徐泽当时的目标却是河东路，并没有拿下开封府的想法，不想因为赵佶跑路耽误时间，甚至导致两国的战争扩大。
正乾皇帝乃通过赵宋使臣白时中向教主道君发出严辞警告，若敢跑路日后定追得其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赵佶可以不听臣子们的劝谏，却不敢不听徐泽的警告，这次还是没有逃成。
现在，是第三次。
不同的是，徐泽在檄文中明确表示要追究其人的责任，朝廷的军队早被同军打怕，这次也绝无可能挡住同军，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反正徐泽此番提兵前来是为了“讨宋”，而非“灭宋”。
只要大宋不灭，待躲过了这一劫，其人就有机会重新收拾江山。
在御前会议上，教主道君皇帝表示自己无力处理如此棘手的局面，有意让皇太子赵桓主持抗同事宜而询问众宰执的意见。
同宋两国尚未正式开战，天子就直接跪了，幻想以跑路保平安。
众宰执大惊，竭力苦谏天子不可弃国。
开玩笑，《讨宋檄文》确实将矛头直指教主道君皇帝。
但徐泽提十万雄师南征，绝不会因为教主道君皇帝逃跑就退兵，此番不在大宋身上狠狠地咬一口，又如何会搞出这么大的阵仗？
教主道君皇帝这个时候仓惶逃跑躲不躲得过同军追击不知道，但大宋肯定会因为中枢无主而陷入大乱。
关键时刻少了天子拍板，大宋王朝如何应对大同帝国即将对大宋展开的侵略？
然而，赵佶惧徐入骨，宰执们越是苦谏，其人便越是坚定临安不可留恋的想法。
今年初，因臣子反对迁都临安城，教主道君皇帝就曾罢朝数日并以禅位相威胁。
宰执们早就习惯了赵佶遇到搞不定的大事就撂挑子，或者说以撂挑子为手段推卸责任的行事风格。
如今，国家形势危急，就算心中再不耐烦，也只能顺着天子的心意把戏做足，却没有想到赵佶这一次是玩真的。
十二月十八日，教主道君皇帝御笔：
皇太子除南阳牧，馀依故事。兹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制谕此意。
有宋一朝，京师府牧、尹，不常置。
太宗、真宗两任皇帝继位前曾任过开封府尹，之后再无亲王继此职。
朝廷制度，（京师府）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任，掌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狱讼，皆受而听焉，小事则裁决，大事则禀奏；若奉旨已断者，刑部、御史台无辄纠察，典司毂下。
崇宁三年，蔡京乞罢权知府，置牧、尹各一员，专总府事。
牧以皇子领，尹以文臣充。
赵佶之前就让皇太子赵桓出任过开封府牧，此时又除其南阳府牧，是极为明确的政治信号。
惊获此消息，意识到天子可能真要要丢下大宋江山于不顾的众宰执急忙赶赴都堂聚议，随后又集体入宫恳请赵佶收回成命。
就连老迈的鲁国公蔡京都亲自出马了，却没能劝住去意已决的教主道君皇帝。
诸相公无奈，只能转而研究避敌之策。
大宋江山虽然早已残破，社稷却还远没有到覆灭的时候。
且教主道君皇帝御极二十五载，手腕极其了得，始终牢牢把控核心权力，就算逃跑了也会卷土重来。
众相公无论是为了大宋江山，还是为了教主道君皇帝，抑或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都绝不能轻易放弃抵抗。
诸公研究来研究去，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大敌当前，赵官家都要撂挑子了，他们这些臣子除了召天下兵马勤王、遣皇子分守四方、加强京城防御这老三式外，还能怎么办？
两日后，教主道君皇帝命皇太子赵桓入朝，差内侍梁邦彦、黄仅押赐皇太子碾玉龙束带一条，并特别强调不许辞免。
在讲究上下尊卑的封建社会里，與服礼仪皆有定制，什么等级的人穿什么颜色和样式的衣服，使用什么材质和形制的配饰都有严格的规定。
凡违反者，皆视之为僭越。
带即束衣的腰带，穿着宽袖袍服都要系腰带，但在大宋，乱系腰带是会死人的。
宋制，腰带材质有玉、金、银、犀，铜、铁、角、石、墨玉之类，各有等差。
玉带不许施于公服，犀非品官、通犀非特旨皆禁，铜、铁、角、石、墨玉之类，民庶及郡县吏、伎术等人皆得服。
当然，制度是人制定出来的，必然也会因人而改变。
大宋历史上，便有三次皇帝赐臣子玉带的故事。
第一次是熙宁六年，宋军显威熙河路。
捷报入京，宰臣王安石率群臣贺紫宸殿，神宗皇帝认为大宋国力提振全奈变法之功，特解所系白玉带赐主持变法的荆国公王安石，并命其使服以入贺。
彼时，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虽然初见成效，但朝野之间反对的力量却异常强大，且大半火力集中到了拗相公王安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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